记者：你是哪一年来深圳的，在未来深圳之前，对深圳有何了解，来了之后，与来之前的预想有落差吗?
李媚：我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园岭一带都是荒地。所以今天我到了深圳以后，我说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已经完全找不到当时我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城市空间留给我的记忆，可见它的变化之迅速和快。来深圳之前对深圳完全不了解，我是生活在贵州一个小城市的人，只是很模糊地知道深圳在搞改革试验。唯一的动机就是来了之后，工作一两年，我可以得到一台尼康相机。这是当时苗小康给我的许诺。根本没想过我会在这个城市长期地生活。
记者：你一到深圳来就投入到《现代摄影》的编辑工作，这本杂志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出版了第一期?
李媚：我们第一期杂志，是在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学强家的地板上诞生的，他现在是罗湖区的区委书记。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是由苗小康创办的杂志，我来深圳，就是应苗小康的邀请来的。我来之后就是从第一期版面开始对杂志进行了一些调整，当时我是唯一还接触过办杂志的人，因为来之前我在《大众摄影》打过大半年的工。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办一本杂志是需要刊号的。后来苗小康实在没办法，他跑了一趟广州，3天就拿下了一个刊号。
记者：《现代摄影》第一期还出过再版，今天听起来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李媚：《现代摄影》可能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期刊史上第一本再版的杂志，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期刊是不能再版的。在第一期出来的时候，好评如潮，出了一万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下子很膨胀，就把第一期再版了，我们再版了一万本，而且我们还很欣慰地在封面写上“再版”两个字，我想这期杂志真的是值得保留的，因为它是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创办的。这也是我们不按规矩出牌的第二个记忆。
记者：你们那时就有营销与品牌意识了?
李媚：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一个发行和所谓的经营体系。我们不认为办一本杂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最后《现代摄影》消失和我们没有成功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记得当时，我在香港见到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带我到大厦里面看了30多本杂志，有《阁楼》、有《马经》等等。他问我为什么办《现代摄影》，为什么?我说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说理想，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客户需要，你这本杂志早晚是要关门的，但是当时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完全可以凭着文化理想办一本杂志，理想就是一切。在这种单纯的理想后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尽管这种激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记者：但当时你们也很大胆，杂志定价是内地最贵的
李媚：当时国内所有的杂志都是1元钱以下，《现代摄影》定价1.9元，买一本书也没这么贵。我们第一期印了2万本，第二期印了4万本，记得苗小康拿着计算器跟我算账的情景，他说，李媚同志，第三期印6万本，第四期印10万本，如果按照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发达了。那时候我们为这个特兴奋。当然我们这本杂志开始创办时，从主办方来说，我们经历了一些期许与矛盾，我们想办的是一本反叛的年轻的杂志，而深圳希望我们办的是宣传深圳和深圳摄影的一本杂志，在这个问题我们和摄影学会产生了多次冲突，以至于在连连亏损的情况下最后和摄影学会分开，变成了一本自己独立的杂志。
记者：第一期《现代摄影》选择了沙龙摄影，这似乎与传说中《现代摄影》作为先锋杂志的形象很不一样。当时是怎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子?
李媚：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从一种单一的摄影模式里面走出来，就是说1949年以后，中国只有一种摄影，那就是完全政治化的革命影像，由于摄影和政治这种天生的直接的关系，摄影所呈现的单一的模式的表达，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我们当时是举起了沙龙摄影的大旗来对抗单一的影像模式。
说起《现代摄影》的创办过程，李媚脸上仍然显现出80年代的激情与光芒。她的语速极快。她说，《现代摄影》的创办实际上跟深圳的改革是一样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不知道要办一本什么样的杂志，我们只知道要办一本好的杂志。而好的杂志是什么?就像我们这个城市一样，我们当时要搞改革开放，而这个改革开放将会把这个城市引向哪里，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答案。当时深圳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们也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首先的选择是沙龙摄影，今天当我打开这本杂志仔细看的时候，我不断地在笑，我想当时我们怎么选择沙龙摄影，今天看来对沙龙摄影是非常非常不屑了，我们怎么选择了它?
《现代摄影》创办时不知道需要刊号，首期创下再版记录
记者：你是哪一年来深圳的，在未来深圳之前，对深圳有何了解，来了之后，与来之前的预想有落差吗?
李媚：我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园岭一带都是荒地。所以今天我到了深圳以后，我说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已经完全找不到当时我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城市空间留给我的记忆，可见它的变化之迅速和快。来深圳之前对深圳完全不了解，我是生活在贵州一个小城市的人，只是很模糊地知道深圳在搞改革试验。唯一的动机就是来了之后，工作一两年，我可以得到一台尼康相机。这是当时苗小康给我的许诺。根本没想过我会在这个城市长期地生活。
记者：你一到深圳来就投入到《现代摄影》的编辑工作，这本杂志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出版了第一期?
李媚：我们第一期杂志，是在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学强家的地板上诞生的，他现在是罗湖区的区委书记。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是由苗小康创办的杂志，我来深圳，就是应苗小康的邀请来的。我来之后就是从第一期版面开始对杂志进行了一些调整，当时我是唯一还接触过办杂志的人，因为来之前我在《大众摄影》打过大半年的工。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办一本杂志是需要刊号的。后来苗小康实在没办法，他跑了一趟广州，3天就拿下了一个刊号。
记者：《现代摄影》第一期还出过再版，今天听起来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李媚：《现代摄影》可能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期刊史上第一本再版的杂志，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期刊是不能再版的。在第一期出来的时候，好评如潮，出了一万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下子很膨胀，就把第一期再版了，我们再版了一万本，而且我们还很欣慰地在封面写上“再版”两个字，我想这期杂志真的是值得保留的，因为它是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创办的。这也是我们不按规矩出牌的第二个记忆。
记者：你们那时就有营销与品牌意识了?
李媚：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一个发行和所谓的经营体系。我们不认为办一本杂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最后《现代摄影》消失和我们没有成功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记得当时，我在香港见到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带我到大厦里面看了30多本杂志，有《阁楼》、有《马经》等等。他问我为什么办《现代摄影》，为什么?我说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说理想，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客户需要，你这本杂志早晚是要关门的，但是当时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完全可以凭着文化理想办一本杂志，理想就是一切。在这种单纯的理想后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尽管这种激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记者：但当时你们也很大胆，杂志定价是内地最贵的
李媚：当时国内所有的杂志都是1元钱以下，《现代摄影》定价1.9元，买一本书也没这么贵。我们第一期印了2万本，第二期印了4万本，记得苗小康拿着计算器跟我算账的情景，他说，李媚同志，第三期印6万本，第四期印10万本，如果按照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发达了。那时候我们为这个特兴奋。当然我们这本杂志开始创办时，从主办方来说，我们经历了一些期许与矛盾，我们想办的是一本反叛的年轻的杂志，而深圳希望我们办的是宣传深圳和深圳摄影的一本杂志，在这个问题我们和摄影学会产生了多次冲突，以至于在连连亏损的情况下最后和摄影学会分开，变成了一本自己独立的杂志。
记者：第一期《现代摄影》选择了沙龙摄影，这似乎与传说中《现代摄影》作为先锋杂志的形象很不一样。当时是怎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子?
李媚：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从一种单一的摄影模式里面走出来，就是说1949年以后，中国只有一种摄影，那就是完全政治化的革命影像，由于摄影和政治这种天生的直接的关系，摄影所呈现的单一的模式的表达，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我们当时是举起了沙龙摄影的大旗来对抗单一的影像模式。
记者：后面又是怎么转向的?
李媚：我们到第三期的时候，就感觉到唯美的摄影完全承载不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完全承载不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那种反叛的渴望。挣脱思想禁锢和对自由思想的饥渴是80年代的文化核心，在这种背景之下，沙龙摄影怎么能满足我们这样的愿望呢?它必然是不能满足的。这个时候，我们做了第二种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到现代艺术当中寻找、探索，这种选择是国外的作品告诉我们的，也是当时的美术、文学这样的一种整个文化背景告诉我们的。后来《现代摄影》有了第三个选择，就是“纪实摄影”。我们从1988年开始推动中国的纪实摄影。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基于我们在逐渐了解世界摄影史的过程中，认识到摄影最为宝贵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基于摄影为1949年以后的历史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我想，对纪实摄影的推动，是《现代摄影》对于中国摄影历史进程最大的贡献。
像革命者一样去组织摄影群体，《现代摄影》在深圳倍感孤独
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在李媚的描述中，她如同一个革命者，从深圳出发，跑到全国各地的摄影界去煽风点火，鼓动青年摄影师去反叛，去创新，通过组织艺术群体的方式，也通过一些拔苗助长的方式。今天回想起来，她觉得实际上这是80年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80年代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狂欢———“众神的狂欢”的一种景观、这样的文化局面，她觉得肯定和群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绘画也是这样，就是当时浙江的绘画、四川美院的绘画，还有中央美院这三股力量他们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景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各地不同的群体，也形成了中国当代80年代摄影的景观。”李媚说。
记者：《现代摄影》从第8期开始注重起理论的梳理，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就像你说的，那种方式有些拔苗助长。
李媚：第8期杂志出版的时候，是1986年的3月，我们是1984年7月创刊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办了两年的时间。就是由于两年的摄影实践，让我们觉得年轻人都需要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东西进行一种梳理，而且有理论上的建树。正好这个时候《深圳青年报》的一些朋友，他们是《现代摄影》最坚强的支持者，我记得那时候的深圳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深圳。那时候深圳有一个思想俱乐部，这个思想俱乐部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举办过许多各种问题的讨论。
记者：当时诗评家徐敬亚也参与了你们的行动?
李媚：有一次在一个舞会上，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徐敬亚，见到徐敬亚一握手之后，我说：“我们这里有一块园地，希望你们来参与。”接着他问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样的突破?你们下面的策略是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很需要一些思想的支援，我们需要一种文化思想的营养的支援，后来徐敬亚、吕贵品、宫瑞华他们一帮人聚集在一起，我把在全国组来的照片打开来，在没有任何专业的背景和历史参照的情况之下，开始把作品进行分类，然后再一一命名。
记者：当时深圳的思想俱乐部是怎么运作的?
李媚：这个俱乐部好像是由当时的副市长邹尔康牵头，像当时《深圳青年报》的主编刘红军等都是其中的成员。不定期地经常聚会，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外地有思想的人过来。讨论的话题很前卫与先锋，比如讨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因为当时深圳在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嘛。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深圳还可能建立一个思想俱乐部吗?或者从思想者的角度看，深圳该如何来找回当年的改革激情?或者把问题说得更大些，深圳该如何来重塑深圳精神?
李媚：这恐怕很难。这跟城市或许关系不大，跟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进入90年代以后，精神文化与思想价值在经济价值的强大影响下开始萎缩，要再现当年的思想狂欢可能性不大。而且，历史是在上下文关系中形成的，现在，我们更需要理性、平和、民主的姿态和精神维度，来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至于要如何来重塑深圳的精神，使深圳获得结实的精神根基，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我觉得应该有人来回答的，由谁来回答呢?或许我们只能努力与等待。
记者：你说《现代摄影》在深圳很孤独，是因为它与深圳摄影师之间的交集不多的原因吗?
李媚：是因为《现代摄影》在创办过程当中，和深圳的主流摄影有很多的歧义，因为当时深圳的摄影主流是沙龙摄影与一种准宣传模式的摄影。80年代中期，深圳摄影一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一些作品在中摄协主办的全国影展上获了许多的奖。这些作品出于当时那样一种建设深圳的激情，同时也满足了关于宣传深圳的政府要求。但是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作品放在中国摄影的历史中去看，会发现它们其实和我们过去在意识形态框架下的单一模式，没有根本的区别。
记者：《现代摄影》在与深圳主流摄影的对峙矛盾和冲突当中，发展到了最后，成了一个基本上和深圳没太多关系的杂志?
李媚：我觉得深圳有一个遗憾，其实我们深圳的摄影至少没有为90年代中期以前的整个深圳特区的发展留下一部图像史，这也是摄影的遗憾。比如我们现在很珍惜何煌友、江式高早期他们拍摄的记录深圳建设的一些照片，但是那些照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积极的传播。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这些东西呈现了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是摄影，是摄影在人类文化史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与价值。当然在这一点上《现代摄影》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它没有不遗余力地呼唤深圳的摄影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比如我们关注深圳特区艰苦成长的过程，我们没有这样子做，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记者：但是《现代摄影》还是出过一期深圳摄影师作品专辑，当时是因为压力吗?
李媚：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比较幼稚，如果那个时候足够成熟的话，我们真的能够立足深圳，放眼全国。到第18期的时候为什么会办深圳专辑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被有关部门批评，说我们刊登了一些不健康、不符合国情的作品。于是，我们就出了一期深圳专辑。但是深圳专辑发表的作品，我觉得实际上和主流摄影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其实当时《现代摄影》不仅在深圳是孤独的，在全国，也是孤独的。超前的事物，孤独是它不可逃避的命运。
记者：为什么呢?你们不是在全国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摄影师了吗?而且还组织群体作品展，网罗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青年摄影群体。
李媚：推动摄影群体是《现代摄影》采取的一个策略。当时我自己觉得我们很像摄影革命者，第一期摄影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跑。因为南昌有一个中国的江西大学摄影班，它们是中国最早开始的摄影院校教育。我去到那里，在那个摄影班将传统的摄影统统地批判了一通，然后到了武汉，结果刚到武汉，一个江西大学的学生叫周传荣，他当时不在学校，他听同学讲了以后立即从南昌到武汉找到我，就为了谈摄影，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革命者一样。我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反对一种极端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可能那个时候确实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变革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让大量的个人影像转化为社会文化公共资源
《现代摄影》在90年代的终结，对于当时的深圳，似乎是一件未能引起注意的小事，但在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自诩为先锋城市深圳的一大损失。李媚在今天谈起《现代摄影》在深圳的消失，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惋惜。她如此总结《现代摄影》失败的原因：它当然和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最主要我们的经营没有成功的商业模式，这就是社会的残酷性，哪怕我们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城市，处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和富裕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商业模式，你也支撑不下去，在这么铁的规律面前，我们的失败不可避免。不过从见证与启蒙中国摄影的角度讲我们不遗憾，因为我们毕竟有过和中国摄影人一起成长的生命经历。
记者：你们杂志当初有几个编辑?当初像肖全、韩磊、亚牛等深圳优秀的摄影师都是《现代摄影》的职员，但在1992-1994年，它办得最好的时候，就突然终止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否感觉很遗憾?
李媚：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是无愧地站在世界专业摄影杂志的行列，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很著名的杂志因为商业化的关系、因为现代传媒的关系停掉了，我们这个时候跟他们杂志的品质已经非常一致了，包括在学术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一种建立图像文化的编制宗旨，这种编制宗旨在当时应该说也是比较超前的，另外我们创造了主题杂志的模式。《现代摄影》基本上从1986年开始，就只有我一个编辑，剩下的人都在做经营。我们要用一个相对庞大的经营团队来填杂志的经济亏损。韩磊来了之后，杂志有了正式的设计。但是他和亚牛、肖全一样，更多的时间是承担挣钱的工作。
记者：杂志后来怎么转为《焦点》的?除了经营方面，与环境的压力，还有其它原因吗?
李媚：《现代摄影》的终结与转向《焦点》，是因为我们更大的野心。当时我们渴望办一本公众杂志，渴望进入图像、进入公众传播，所以我们把视野转向《焦点》，其实希望他成为一本中国的《L IFE》杂志。但我们的梦想在后面没有成为现实。
记者：你如何看当下深圳的摄影师及其作品?与80年代、90年代比较，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媚：我觉得深圳这么多年，从8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形成一个摄影的阵营，如果要讲深圳的摄影界，我们可能不知讲深圳的哪个摄影界，它不像河南，一说摄影界，想到的就是凝聚在河南摄影家协会的那一群摄影师。深圳没有这样一个群体特征。如果从摄影器材与设备来讲，深圳在全国应该是最好的，发烧友也非常多，但摄影成果与硬件比较是不成正比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深圳的文化氛围，与80年代你在深圳体味到的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李媚：我离开深圳10多年了，每次回到深圳，与朋友聊天，聊得或者听到最多的，都是生活的压力。我希望深圳的文化能多元化起来，有多重的空间，不只是一种挣钱、商业发展的生活形态，不只是一种速度。不过听说深圳现在挺重视文化的，这种对文化的自觉积累，能让城市慢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很重要。
记者：由于相机的普及，数码影像开始日益急迫地挤压着传统影像的空间。有一个“吞图”网站，每天滚动发布网友上传的照片，每张照片在上面停留一秒钟，这种现象已预示图像文化面临碎片化的解构，你觉得该如何把摄影作为图像文化来建构?
李媚：图像的日常化与碎片化，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它把一种图像的权力，交给了公众，影像权力的消解使每个人参与纪录的可能性加大，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史、家族史等等，甚至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可以做自己生活社区的田野影像。这样可以加快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让大量的影像消费，让大量的个人影像转化为社会文化公共资源，其实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机构来推动。雅昌摄影网准备开一个影像文化版，就是想对“私摄影”等用专业的学术的目光进行整合，从而使更多的摄影消费者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我想深圳也应该有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使这个城市散落的大量民众影像能够成为城市图库档案，最终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