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刚刚好起来，我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这些捣乱的人，影响不了我们的民族团结，反而令我们更加珍惜不同民族的情谊——迪丽娜尔

2009年7月5日那天，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迪丽娜尔·阿布都拉在新疆艺术剧院，那里是第三届舞蹈大赛的现场，她是大赛的评委。从12点到晚上9点是第二场，休息后接着进行第三场比赛。10点多钟，突然没有电了，比赛没法进行。有人说外面出事了。剧场离赛马场不远，是暴乱最凶残的地点之一。

“我在里面什么都不知道，剧场是隔音的。当时全疆各地来的各族演员有七百多人，文化厅领导说大家不要乱，不要出剧院的门，里面很安全，请大家不要担心。我和所有人在一起，在剧场的椅子上呆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武警已经防守在大街上，汽车不通，我家到单位是三站路，我就走回去了。因为设置了路障，我绕了很大一圈，一路上看到的惨状让我挺害怕的。我在家里呆了两天，第三天来单位了。大女儿和丈夫在北京，一天打几次电话，对我非常担心。”迪丽娜尔说。

“我从小跟着邻居的汉族奶奶，我父母经常下基层演出，我跟着她的孩子在外面玩，跟她一起吃饭，我父母回来晚了，她抱着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父母回来了，再把我接回去。我从小跟汉族人像姐妹一样，完全成了一家人。目前这件事让人担心的是，怕造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哪个民族没有坏人？哪个民族没有好人？互相仇恨，怎么生活？伤害的都是无缘无故的老百姓。”

迪丽娜尔·阿布都拉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她也获得过国际舞蹈大赛的世界和平奖。她在新疆被誉为 “舞神”、“天山雪莲”。2005年，迪丽娜尔创办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目的是培养年轻一代的舞蹈演员。

迪丽娜尔说：“每次出国的时候，别人问我是什么民族的人，说我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都回答就是中国人，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新疆，不了解维族人，我如果说是维族人，得花很多口舌去解释，而他们又很难听得明白，所以我就说我是中国人。”

她的公公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她的母亲是舞蹈家，父亲是音乐家。

“你在笑，但我能感觉你的疼”

我是在一个艺术家庭长大的，父母都是新疆歌舞团的，父亲阿布都拉是乐队队长，母亲吾丽亚提是舞蹈演员。我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在排舞厅，上班一起去，下班一起回来，回家以后，看到的还是训练。我对舞蹈非常爱好。但我妈妈说搞舞蹈太苦了，她赞成我搞音乐。但我特别喜欢舞蹈，我爸爸偷偷地支持我。

12岁时，我会穿着我妈妈的足尖鞋走，里面塞上棉花。歌舞团排练《红色娘子军》，我跟着练，戏里的每个角色我都能跳，洪常青、南霸天、连长等所有角色，我在旁边都学会了，别人是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我是一个人能从头到尾把整出戏演下来。在家里吃完饭，音乐一放，我就跳。舞蹈是我的生命。

等到小学毕业后， 刚好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招生，我知道后瞒着妈妈去考试，每门考试都通过了，最后要看户口，没法再瞒妈妈了。我每天晚上在被窝里哭，怕不能当舞蹈演员，哪怕上一次舞台就死去也愿意。妈妈拗不过我，只好说那就去考吧。妈妈把她的练功衣这里剪一下，那里缝一下，改小了给我，考完后，我被录取了。

当时我高兴坏了，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进入了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我们班有十几个民族的同学，我刚去的时候，汉语也不怎么样，藏语也不会。后来我们互相学习语言，我学习了藏语，他们学习了维语。

在我自己喜欢的专业上，我是顶尖的学生。我的老师非常严格，早晨上课前，在大操场跑不够30圈，不让进教室；一天要踢腿踢几百下，还有小跳，中跳，本来踩也踩不动了，一看老师来了，马上忘记疼痛继续练。穿芭蕾舞鞋练得每个脚趾头的肉都翻开了，和袜子连在一起，脱不下来，蘸点水，一点一点拉开，脓血连鞋子都粘在一起，脚都麻木了，有点不耐烦，连肉一起撕下来了。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四十多岁了，仍然在跳舞，我感谢那时候打下的功底。

我的膝，右小腿，半个腰板都受过伤。现在我下楼时，两个膝盖要侧着走，不能直着走，但只要我上了舞台就看不出来。1982年在一次彩排时，我跳得很高，前排有一个观众走过来，我害怕伤到他，就在空中来了一个调整，结果失去重心，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好几节腰椎和骶骨骨折，我整整躺了半年不能下地，现在我的腰还是裹着中药，经常会疼。

1997年，我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艺术节，我和杨丽萍、德德玛一起去。就在比赛前一个星期，有一天我下车时，把脚崴了，整个脚翻过来了。我到医院把脚复位后，脚肿得很大，杨丽萍帮着我穿衣服，我用绷带把脚缠得紧紧的。我表演的是独舞《欢乐》和《带羽毛的姑娘》。跳舞的时候很疼，但我还得笑着。我的表演获得了“最高表演奖”。表演结束，德德玛对我说，你在笑，但我能感觉你的疼痛。

2004年在韩国参加第一届世界奥林匹克WCO舞蹈艺术比赛 （由世界文化开放组织WCO举办的 “世界文化公展赛”），有五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团参加。我表演的独舞《达坂城的姑娘》获得“世界和平奖”，这个最高奖只有5个艺术家获得。我在练功时，练得两个膝盖不能伸直，家人不让我参加，但我没有告诉家里人。我是带队的，同去的还有舞蹈协会的秘书长，她每天给我按摩。我压力特别大，我不担心我的水平，只担心我的膝盖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我每天都练，膝盖肿得像馍馍一样。赛场上我每做一个技巧，下面都是掌声，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膝盖，表演中响起十几次掌声。国际评委会主席简直不相信，我是膝盖肿着跳完了舞蹈。评委会主席是不能接见参赛演员的，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安排我进剧场时，他假装和我无意迎面碰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剧场时，带了我的CD和新疆的小乐器，见到评委会主席时，他说他很感动，说我的舞蹈是他看到的最感人、水平最高、最精彩的。他说他知道我有伤，说我是个好演员。我把小礼物送给他，感谢他给中国人这样的评价，我是代表中国来比赛的。

“我跳东北秧歌就像一个东北姑娘”

我上大学学舞蹈的时候，跳什么舞像什么舞，学习了汉族东北秧歌，我跳的时候就像一个东北姑娘；跳蒙古族舞蹈时，我又像一个蒙古族姑娘；跳傣族的舞蹈，也变成一个傣族姑娘。最基本的是掌握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舞蹈韵味。舞蹈和生活是离不开的，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民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都研究。令我的老师特别高兴的，是我跳什么像什么。傣族姑娘裙子窄窄，走路秀气，蒙古人在草原上，很大气。我每次到内地演出和到国外参加活动，我都对自己提出一个任务，一定要学一个民族民间舞蹈回来，要把这个地区、国家舞蹈最典型的原本的东西学回来。所以我交了很多国内外的艺术家朋友。维吾尔族现代舞蹈很欢快，民间舞蹈很庄重。不能直接把别的民族的舞蹈照搬过来，拼凑在一起，那不是创新。国外有踢踏舞，维族舞蹈中有穿靴子的，但节奏、步伐都不一样。把美的东西、高技术的东西融到维族舞蹈里面，改变这么一点点，就显得精彩些、热烈些。

《达坂城的姑娘》一个舞蹈，光音乐就花费了三万八，我在北京请的作曲家，整个舞蹈编配做下来用了6万元。现在参加舞蹈大赛都是自费的，如果获奖了，回来报销费用，没有获奖，费用自己承担。我想做一定做成功，我爱人支持我，当时就给我转了5万元，谁叫你娶我这个舞蹈演员呢。钱花不够，节目的质量出不来。做一个节目花那么钱，不管行不行，都赌一把，输了我也不遗憾。《达坂城的姑娘》有好几个版，王洛宾版、民间版，我请李苍青老师作曲，新疆有些观众不接受，说是二转子，不地道，但最后评委觉得音乐太棒了。

我公公也支持我，我下决心做，他也感动，在北京做这个光盘的时候，我要到民族舞蹈团去排练，公公让我坐他的车，我坚持走路。我需要借走路来恢复体力，走了一个月，每天走50分钟，腿上绑着沙袋，快步走。我那时候生完孩子，体重到60公斤，走了一个月基本上恢复到生孩子前的48公斤，我现在也保持这个体重。我几乎没有过星期天，每次好朋友邀请我去玩的时候，我首先练完功，出身汗，然后冲个澡，再出门。要是哪天犹豫一下，没有练功就出去参加活动，我就像犯人一样，觉得今天犯了个大错误，玩也玩不好。

“事业成功，孩子学坏，我就不是好女人”

我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但除了事业，我还是妻子，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孩子是我生的，家是我的，作为全面的女人，必须要有这个责任，让丈夫有个好妻子，让孩子有个好妈妈。否则，光是事业成功了，孩子学坏了，变成了没有用的人，我就不是个好女人。我每天都打好几个电话，叮嘱孩子上学不要迟到，丈夫出去聚会，回来再晚我也做好饭等他。我的尽责换来家人的爱护。维族男人都爱面子，每次别人说，尼加提，你的妻子怎么怎么，他都说我要支持她，我心甘情愿帮助她。我每次练功回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帮我捶腰，一个给我按摩脚，问我，妈妈你累不累？

我严格教育我的孩子艰苦朴素，我上实验中学的女儿参加舞蹈、主持、演讲在新疆赛区的比赛，她拿了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她对二等奖不服气，说，明明是我最好，为什么不把一等奖给我。我说，也不能把所有的都让你占全了，你也得让一让。决赛的时候，她不让我去看，怕人家知道她是我的女儿照顾她。大女儿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她是风采大赛的冠军。我对她们要求严格，说你们的家庭条件这么好，但也有很多孩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们都很节约，没有乱花钱的习惯。她们买衣服，我带她们到商场去，她们都看不上，最后她们说，我们只看上了地下街30块钱的裤子。

我认为孩子最喜欢什么就干什么，我是过来人，我就是喜欢舞蹈、唱歌，我从四岁学手风琴，6岁学都塔尔。我总是有主见，我想干什么，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舞蹈艺术是我的一切。

不管到哪里去，人们围过来，我心里最高兴的是大家围着我，那么崇拜的心情，我去南北疆，老百姓拿来杏子让我吃，为什么对我这样？因为我的舞蹈作品让他们受到感染，有一个病人说，我看到你，我的病就好了。其实我哪能治病，只不过是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人民的艺术家，人民喜欢。其他我给不了，让你高兴，有信心，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样我的压力就更大了，我浑身都是伤，走不动了怎么办，我要继续工作，一直到我跳不动了为止。

我丈夫的家庭也是朴实的，对待老百姓是非常平等的，公公婆婆非常朴实，无论在什么场合，一点架子都没有，公公只要发现或感觉有人想过来握手，他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不愿意，特别担心，相处以后，两家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公公是国家领导人，那么朴实，我爸爸妈妈就心里踏实了。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丈夫比我还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