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赵玫、评论家任芙康夫妇，一个聪慧善解，一个幽默睿智，向来被文坛传为美谈，昨日，受白鹿书院之邀，两位专程从天津到西安讲学，赵玫对新时期中西方文学的梳理与任芙康的人生智慧相得益彰，为白鹿书院的讲学中再增加了重要的一课。

法门寺的玉，让我找回了唐代

赵玫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让她与西安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此次到白鹿书院讲学，她也是从西安讲起，在接受张艺谋建议写《武则天》时，她曾于多年前专程到洛阳、西安寻访唐代历史人文。

“当我昏天黑地地看完资料后，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武则天，所以，有了西安之行。永远记得到法门寺，真的有了回到唐代的感觉，法门寺的屋檐上，挂着老玉的坠儿，发出叮咚的声音，听到古老建筑的玉发出的声音，仿佛让我回到了太极宫，《武则天》之后，写了《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离不开当年的漫漫长安路。”她回忆道。

除了“唐宫女性三部曲”，《阮玲玉》、《胡蝶》等的电视剧本也出自这位女作家之手，至今其著作量已经超过500万字，她称自己对历史小说以及文字的把握，来自于大学时期的“乖”：“因为我认认真真地学习了古代汉语，所以，才能看得懂《资治通鉴》、四书五经，才知道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

“80年代”，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外国作家

赵玫称，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对世界文学的“恶补”时期，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精彩的时期，社会的开放让中国作家看到了世界文学，几乎每个中国作家背后都可以看到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子，但她认为这是一个极需要的状态，虽然很多东西是模仿外国作家。“文学的进步是共同的，法国的新小说派让我们看到小说不仅有巴尔扎克式的写实，还有伍尔芙、杜拉斯、福克纳。在80年代中，所有的人都在探索一种崭新的形式，文学本来是创作，优秀的作家一定是要不断更新，背叛文学传统，甚至背叛自己。”赵玫说。

世界文学的样式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作家，赵玫认为文学样式也会带来新的意义：“形式革命也会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那时候的中国，开启了新的可以写作的可能性，不管是意识流还是迷宫式的小说，都对中国作家有特别深刻的影响。80年代是灿烂的，每个人都希望积极进步，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时代，回想80年代，我还是激动，每个人都好像在一张洁白的纸上画人生和文学。”

相得益彰：他评别人的，我写我自己的

赵玫的丈夫任芙康是《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著名评论家，并担任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评委，而赵玫，除了茅盾文学奖，几乎拿遍了中国的高端文学奖项，据了解，赵玫也从未申报过茅奖，是否为了“避嫌”而放弃参评茅奖？对“茅奖”的问题，赵玫说：“得奖是伴随作品出来后自然或非自然的得到的，对我自己的写作来说，奖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最不重要的。”

他们这种作家与评论的结合，对各自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对互相的影响，她这样概括：“他（任芙康）是评委，让他去评别人的，我写我自己的，他当了很多年编辑，对文字特别讲究，我的作品他都会看，也提出建议，可以说我们相得益彰，虽然两个人的语码完全不一样，他喜欢短文字、幽默，我的语言则更浪漫一点，有点西化，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我们写好后，都会让对方看，他懂我的语言，我也懂他的语言，他的批评非常犀利，会得罪人，但坚持批评的品格，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支持他，这是文坛需要的，也是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