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解海龙开始了对边远地区学校的采访。他乘坐硬座火车，搭乘拖拉机，也坐过老乡的驴车、教师们的自行车，许多时候什么车也没有，只得步行，有时一天要走四五十里的山路，去拍摄那些待修待建的校舍，去体会孩子们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艰辛。费用紧张，条件有限，他就住在老乡家里，过起和当地农民一样啃大饼、喝菜汤的生活……

当时，摄影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主要反映“主旋律”，而解海龙拍摄的黑屋子、土台子，似乎尽是“阴暗面”，有些人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教育“抹黑”。他去拍摄的地方，不光当地领导不支持，还时不时遇到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误解。有一次，刚下过雨，他在一所小学，看到教室里孩子们正蹲在泥水中上课，便忘情地冲过去抓拍，不料，正在上课的年轻老师一把将他扭住，要夺他的相机，两人竟然撕打起来。类似的误解，在他的拍摄过程中数不胜数。

然而，解海龙是个认定了目标九头牛都拉不回的硬汉，凭着要通过摄影艺术为社会做出点什么的信念，凭着自己总得为下一代做出点什么的激情，他默默承受了这些委屈，越过了一重又一重的障碍。

就在这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解海龙跑了12个省、28个县、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创作出了《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等一系列反映教育真实现状、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影像杰作。

1992年4月，解海龙将其中的40幅照片试探着拿给朋友、同事看。

没想到，几乎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由此激起同一个愿望：捧出炙热的心，伸出慈爱的手，拿出一些钱或物，力所能及地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此时此刻的解海龙，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接着给《人民日报》送去了这些照片，《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七天，每天一幅照片一个故事，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和轰动。尤其是那双“大眼睛”，谁见了都会受到感染。

1992年10月，解海龙这些题为《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和《这些被泪水浸湿的照片》的图片，同时在北京和台北两地展出，两岸同胞为之震动！

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入了“希望工程”，一座座希望小学在贫困地区崛起，一个个失学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里的书桌前。当年的“大眼睛”如今已经大学毕业，并被推选为共青团中央十四大候补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曾这样说：“人们了解希望工程，大都是通过他的图片，首先是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然后便纷纷奉献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