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盟盟员、著名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为逃避下乡“误入音乐”

如何踏上音乐之旅？杨燕迪用“误入”二字形容。年少的他，像普通的男孩子一样喜欢打弹弓、赢烟盒牌，还喜欢偷读当时的“禁书”诸如《红日》、《苦菜花》之类。但这些让他废寝忘食的“大事”中，丝毫没有音乐的影子。

“其时正值‘上山下乡’热潮如火如荼，但暗地里大家都想方设法避之不及。父亲自知没有过硬的内部关系，如果哪一天果真‘下去’了，何时能‘上来’？而且我天生体单力薄，一定会吃尽苦头。焦虑之下，父亲决定我必须趁早学门‘一技之长’，以便为日后躲避下乡做准备。”杨燕迪丝毫不避讳，当时“目的不纯”。

学什么呢？父亲是无线电工程师，在电台搞录音，经常接触音乐，识得乐谱，家里也早就有一架摇摇欲坠的破风琴，正好可资利用。于是，在父亲的启蒙和督促下，11岁的杨燕迪开始了音乐的旅程。那时候，没有正规的练习曲和乐曲，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集”《战地新歌》成了他习琴的主要教材。“不知怎的，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音乐从没有触动过我。”杨燕迪说。不过，在父亲的“威逼善诱”和老师的悉心指点下，他的琴艺仍有长足进步，把《牧民歌唱毛主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打虎上山》、《我为祖国守大桥》等当时的“流行曲目”弹奏得滚瓜烂熟。1977年，杨燕迪凭着一手漂亮的手风琴被省军区宣传队相中，成为“文艺兵”。全家好一阵高兴——“饭碗”总算有了保障。然而，在部队待了2年后，杨燕迪又主动把“饭碗”砸了，他有了新目标——复员，考大学去！

复习、备考的辛苦自不必说，但给他印象最深的，却是考试过程中一个不相识的考生弹奏的钢琴曲。“那是极其沉静、深思的一种音乐，我前所未闻。整首乐曲笼罩在三连音的梦幻气氛中，和声变化莫测，旋律似说又止。”他觉得胸中某个神秘的心弦被第一次拨动了：音乐原来还能如此深沉和美妙！进入大学后，杨燕迪才得知，那是一首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世界名曲。写作这首乐曲的人叫贝多芬。

“要有大文化的视野”

进入大学后，杨燕迪发现，要提升的不仅仅是音乐专业素养，他对文史哲等各方面知识有着同样的渴望。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成了杨燕迪最热爱的读物，这本思想评论刊物，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一时开风气之先。它仿佛为杨燕迪打开了一扇窗，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他如饥似渴地“补课”，努力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知识界又在想什么。到如今，《读书》办了30多年，他也读了30余年。平时休息时或是旅行途中，杨燕迪也总是手不释卷，各种书籍，各种营养，全面吸收。了解到他的阅读经历，也就不难理解杨燕迪为何具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储备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了。

以人文的角度来理解音乐，这是杨燕迪一贯的观点：“音乐学的任务同其他的人文学科一样，是探究人类文化发展和精神成果的秘密，只是它所探究的对象和范围是音乐——以及创造和运用音乐的人。音乐研究必须要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将文学、史学、哲学及整个文化打通。音乐与每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都息息相通，这就迫使你要有大文化的视野，不能就音乐而论音乐。”

这一点，杨燕迪受其恩师、著名音乐家钱仁康教授影响颇深。今年三月，钱仁康教授逝世，杨燕迪深情撰文悼念。文中提到：“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那代人的内在追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那代人的特别馈赠。钱师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跟随钱仁康教授学习多年，杨燕迪的研究领域同样广泛，涉及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批评、歌剧研究以及著作翻译，均成绩显著。

十年前，杨燕迪开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图书馆、艺术实践和重点活动等工作。在学院领导的筹划及各部门鼎力配合之下，上音近年来不断引进高水平音师资，已成为国内公认的最有活力的音乐学学科基地之一，并成功实现三级跳——从上海市教委的重点学科升格为上海市重点学科，进而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工作更忙碌了，但杨燕迪总要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非常善于学院派著述，但也总是力图挣脱藩篱，希望自己的文字或者思想，通过讲座以及各种公共媒体传播到更大范围中去，宣传和弘扬音乐中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常常能在《文汇报》这样的公共媒体上见到他的文章，一般不长，却字字珠玑、文笔优美，其中渗透的专业思想也在各种巧妙说理之下的变得深入浅出。

“爱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升级的过程，从一开始朴素、原始的爱，到最后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的爱，情感的投入越来越多。”他开过一个讲座叫“音乐的鉴赏之道”，告诉大家如何听音乐，反响非常好。

“我认为听音乐的第一层次是音响感受，也就是感官性的享受和官能性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你不需要多少知识和经验储备，喜爱即可。第二层次我称之为情感认同，就是在音乐中听出是在表达什么情绪，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是热烈的甚至是悲剧性的等等，并进一步受到音乐的情绪感染。我把第三层次称为风格辨析，这就是带有风格感的聆听，这其中就有历史文化的信息，你得听出风格的路数，得听出这音乐出自什么时期，其表达的特点是什么，这就是比较高的要求了。到第四层次，就是形式把握，尤其是大型器乐体裁，你得在音乐中听出比如说奏鸣曲式、变奏曲式等等，音乐是时间过程，具有一整套的形式讲究，如果不了解，就会在音乐进行中迷失方向。第五层次是价值判断，第六层次是内涵领悟，听者就可以对音乐的高下好坏做出自己的决断，并能理解音乐中的思想意蕴，及音乐对时代的反映，以及音乐中体现的对艺术和人生的独特认识，显然到这个阶段光听音乐就远远不够了，就一定要靠大量的阅读来补充，来使你的音响辨析力愈来愈敏锐，储备越来越丰富。但话又说回来，所有这六个层次并不是截然割裂，而是彼此协同。”杨燕迪热爱音乐，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人懂得欣赏音乐的美妙和其中的“门道”。

小小一张节目单

在杨燕迪看来，音乐作为一门高尚的人文艺术，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教化和性格培育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作用。

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通过音乐来熏陶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与品格素质，更具有急迫和切实的意义。对如何推动，杨燕迪相信“以小见大”的力量。小小一张节目单，令他看出了国外音乐会生活的亮点，看到了国人音乐素养提升的空间。

“国外音乐会上的节目单，一册在手，上演曲目和作曲家的详尽介绍、分析和解读一定是应有尽有；如遇声乐作品，准会提供歌词的原文和翻译。这些节目册的印制往往朴素大方，但文字内容扎实可靠，写作者常是术有专攻的专家学者或资深熟练的节目单撰写人。而如果是当代作品，会干脆请出作曲家自己撰文，仔细交代创作的初衷、想法和用意，介绍作品诞生的背景和文脉，同时又告知观众如何以当代人的‘耳朵’领会作品最有意味的特征，并捕捉它的突出‘听点’。”杨燕迪对此赞赏不已，他推崇的是这种专业、到位的节目单制作背后，存在的严肃的理念支撑：音乐应该以更为平民、更为巧妙的方式走入大众。相比之下，国内的节目单中曲（剧）目说明常常东拼西凑、失之简陋，很多时候故意是“无名氏”文案——无人享有这些文字的著作权，当然也就无须为它们负责。杨燕迪对此“耿耿于怀”：“没有文字解说的帮忙和支持，听懂了多少，理解了几分。普通观众仅凭听觉欲窥其堂奥，恐怕是苛求。”

他自己应邀为相关重大音乐节的演出写作节目单，查阅大量资料、反复锤炼文字，忙忙碌碌一个星期，交出薄薄一纸节目单，稿酬其实并不高。但是杨燕迪希望他的节目单能够真正让好音乐“入耳入心”，也希望能引起业界对节目单的重视，他看重的是示范的意义。“有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很想推掉，但靠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以及胸中一点‘布道者’情怀，还是接了下来。”他笑着说，“我希望自己有责任地介入当代社会生活——愿尽绵薄之力，但求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