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日下午4时，刚刚结束排练，正走出中芭四楼礼堂的指挥张艺还带着挥之不去的余兴，和年轻的打击乐演奏员探讨乐曲临近结束时某个音符的力度问题。此次排练的曲目是即将在5月9日至11日上演的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火鸟》，以及拉威尔的《波莱罗》。这三部交响乐经典名作将作为芭蕾音乐与中芭最新编创的舞蹈一道，亮相于几天后的国家大剧院。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演出早就受到广大“舞迷”与“乐迷”的期待。为了回报这份期待，笔者特意采访了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中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张艺，听其讲述他在排练场上的感悟。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排过许许多多的中外曲目，而这一次将《春之祭》、《火鸟》、《波莱罗》一同演出，您个人觉着这三部作品有何特殊意义？

张艺：我觉得冥冥之中可能就在等这一天，排演《春之祭》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坦白地说，如果是在三年前，乐队还真不具备演奏《春之祭》的水平。正是全团上下在冯团的领导下，对交响乐团的大力支持，才有今天的连演三部巨作的勇气和能力。之所以能演，是因为在这5年来，我带着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粉丝叫“芭交”）在大剧院举行了多场颇具分量的音乐会，使乐团的演奏水平、作品质量以及精神面貌等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芭蕾舞团乐团来说是很少开音乐会的，而我们一年有许多固定数量和难度的音乐会，当然对乐团有很大的锻炼。而且我们这个团队一直都非常努力，攻克各式各样的难关，再加上许多优秀人才的引进和慕名而来，使我们的实力不断的加强。在《春之祭》这部伟大的舞剧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乐团还请来当今最红的音乐家，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乐团对于《春之祭》的展示，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借着今天这样的平台，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的《春之祭》会演得非常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国家级的芭蕾舞团，也是世界上知名的芭蕾舞团。这一次，《春之祭》、《火鸟》、《波莱罗》三个作品在一台演出当中集中亮相，不光对乐队是一个挑战，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综合实力的一次集体展现。我想，全世界乐团、舞蹈团很少有这样演的。不管是《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还是《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从常规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最经典的；对于一般正常的乐团都可以演奏（当然好坏不一，我们今天演奏的《天鹅湖》和10年前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台节目上演的作品并不是所有乐团都能演得了的。在西方，无论是交响乐团还是芭蕾舞团，演这几部经典名作都有极高的难度。这次展现，有很多观众也许是为了听音乐去的，也许是为了看舞蹈去的。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春之祭》的现场演奏和舞蹈表演同时展现。它对演员、舞美、乐团都是挑战。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国家文化部这么支持，所以这次演出的意义还在于中央芭蕾舞团作为国家艺术院团的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现。

记者：请您谈谈排演这三部作品对于芭交来说，其难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艺：首先，是编制超大带来的难度。需要90人的乐队，我们乐团目前只有68人，所以需要借20多位演奏家，能把大家凑在一起排练是个难题。为了这次演出，我们专门从德国科隆广播交响乐团邀请了他们的首席圆号演奏家来加入我们乐团，作为芭蕾舞剧的排演，请外籍演奏家来帮助演奏，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这也就能看出我们对这次演出的重视程度。

第二，《春之祭》是世界上各大交响乐团（不包括芭蕾舞团）测试演奏水平的试金石。如果你能将这个曲子演奏下来，那就证明起码在技术上和综合素质上，你已经踏上一定的台阶，这个乐曲不是所有的乐团都能演奏的。

第三，难度最主要体现在《春之祭》的节奏上。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节奏，每小节都在变化。那么能完成这部作品，就得益于我们之前演过的交响乐，包括演员参加的一些现代音乐的展演。对于这些复杂性的节奏，我们以前都有过一些训练，当然这次是登峰造极。我们有了前面的一些积累，所以排《春之祭》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通过两个星期的排练，我觉得乐团已经基本掌握了《春之祭》的演奏技术，并没有什么难度。

还有，就是对铜管、打击乐有比较大的体能考验。比如说《波莱罗》，就两个主题旋律，演15分钟多，不断的配器变化，不断地要求所有声部的首席来不停地演奏这个旋律。考验主要在铜管，以那么大的强度集中地使用，是很费气力的。从配器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原来铜管只是作为一种节奏型和打击乐配合使用，现在过渡到向布鲁克纳、马勒，把它作为一种节奏型，转变为旋律性乐器加入的时候，确实对铜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还有，突出的是小军鼓，从头敲到尾，从最弱敲到最响。对我们每一个独奏演奏员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除了资深的首席去演奏《春之祭》以外，这次我们在《波莱罗》中大胆地启用了20多岁的演奏员，他们也许目前还不是首席位置，但是在加入芭团这个集体来之后，他们的上进心和求知欲都非常强烈，在乐曲演奏的一些分配上，他们可以完成的非常好。

记者：解决《春之祭》的难度问题，是否也得益于去年排演《小美人鱼》？

张艺：从纯粹的意义上来说，《小美人鱼》比《春之祭》还是要简单。《小美人鱼》是当代的音乐语言，《春之祭》还是100年前的。当然，《小美人鱼》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台阶。它在掌握当代音乐的节奏、演奏法等方面都是一个挑战，它的音乐素材特别多。与其相比，《春之祭》的节奏则更为复杂，它有很多音乐上可听的素材在里面。我觉得《小美人鱼》与《春之祭》在演奏技法、创作特征等方面都有联系，尤其在变拍子方面——但《小美人鱼》变得没有这么厉害。我刚刚在马来西亚指挥过《春之祭》的音乐会，非常成功。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几年交响乐音乐会积累的话，芭团要演《春之祭》，乐团现场伴奏，我估计观众会笑起来。因为根据他们以前对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认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乐团和舞蹈团一起演《春之祭》，没有人会觉得吃惊。大家觉着这是应该的，芭交已经到了这个台阶，就应该上这样的作品。在中国“乐迷”心中，芭交已经有很高的位置，这与最近较多地开音乐会有绝对关系，尤其是几场马勒的音乐会开下来，影响就比较好。

记者：谈起音乐史，您如何理解《春之祭》里面表现的斯特拉文斯基“原始表现主义”的创作特征？

张艺：如果说我们今天只举一部作品来代表20世纪音乐的话，毫无疑问是《春之祭》；就如同只举一部作品代表古典音乐的话，必然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样。因为《命运》综合了所有古典主义的创作特征，它是古典音乐的集大成。斯特拉文斯基早期创作的巅峰就是他的三部舞剧——《火鸟》、《彼得卢什卡》、《春之祭》。《春之祭》其实描述了作者想象当中的俄罗斯远古时期的祭奠仪式，并没有具体故事情节。作品有些原始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刚开始的时候遭到了否定，传统派不容忍，这是1913年舞剧引起了争议的时候。但是第二年，作为音乐会演奏，这部作品却大获成功，它成为奠定斯特拉文斯基获得世界顶级作曲家头衔的代表作。实际上当时作者才30岁出头，在写《火鸟》的1911年，作者连30岁都不到。我们今天哪有人在这个年龄段有这样的成就？到后期，作者创作风格就改变了，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序列，变化非常大，当然也有很好的作品；但是给他带来殊荣的，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力的，还是这前期的三部作品，这个不可否认。虽然他后期的作品，包括《普尔钦奈拉》、《阿贡》等，也被很多人有很多研究，但是还是超越不了前期那三部。

记者：对于已有的众多知名乐团录制的《春之祭》唱片，您如何看？您对芭交版的《春之祭》有何设想？

张艺：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听唱片当然会有所偏好，但是真正到自己演绎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这个唱片了。随着自己的成熟，自己对作品理解的不断深入，我觉得自己可以驾驭全局。从演奏的角度来说，好版本太多了。比如说伯恩斯坦、小泽征尔、洛林马泽尔，他们指挥这样的作品是非常辉煌的，推动力非常强。但我觉得《春之祭》作品本身太优秀了，其实它不太需要指挥怎样想方设法地去处理，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写在谱面上了，你只要有一个好乐团、一群好的演奏家，按照严谨的方式演出来就很好了。它其实没有给你那么多二度创作的空间，它本身已经很复杂了，你很难再对其进行复杂地处理。总之，我对芭交的演奏非常有信心。我们的演出一定成功！无论是舞蹈还是乐团，中芭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