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界·领袖》社长兼主编李苗苗独家专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右）

中国商界领袖10月刊封面

撰文《中国商界·领袖》社长兼主编 李苗苗

本期封面专题，我写了顾欣。在我们关注的商界领袖中，顾欣是一个特例，其特有三：

一特跨行业——他并不在我们驻足的财经商业圈内，而是文艺界中的天之娇子，文化体制改革的率先践行者，以及一家仍在完善之中的现代文化企业的设计者和领路人。

二特跨角色——文化企业家顾欣，曾经是一名政府高官和文艺界中的一位名播遐迩、成就斐然的歌唱家。3种角色在他身上时而平行，时而交替，时而重叠。

三特跨思维——与纯粹商人“无利不起早”的单向思维相比较，顾欣思维特性繁复而多元，如同鱆鱼的触须一般，时时充满了灵动而强劲的张力。这种思维特性在他的一生中如影随形，一直陪伴他走到今天，最大表征是感性与理性相互辉映、个性与共性水乳交融。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曾经通过对大量的绘画与诗、雕塑、音乐的分析比较，为其绘画结构和表现手法寻找一种能够充分展示个性张力的最佳途径，最后他成功了，个性亦随之凸显。这种典型的个性在共性中的“突围”实例，同样折射到了顾欣的身上。

没有个性的凸显与张扬，顾欣也不可能在头绪如麻的文艺界中左冲右突，于“事转企”的改革实践中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

在顾欣眼中，文化体制的改革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既是坚硬的，也是柔软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个必将被撬动的臃肿而僵硬的文化体制，都不亚于一座座兀立于眼前的高山，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理性，不是迟疑，而是果决，不是想像，而是行动。

然而，因人而设的各种体制，又颇似孩子们擅长的“游戏规则”，尤其是文化体制内，有着各式各样的艺术个性和五花八门的人性需求，感性远大于理性，如果用纯粹的理性之刀向他们头上砍去，势必会造成他们的强烈反弹，无功而返。

也因此，一身三角、刚柔相济，拥有清醒、执著、自信三重境界的商界领袖顾欣，才成了最后的赢家。与达·芬奇所不同的是，顾欣的这种成功的个性突围，与中国不断深化的各种体制改革休戚相关，使命昭然。（文| 李苗苗）

一位艺术家的改革践行路

顾欣的文化强国梦

一位商界领袖的三重境界

撰文《中国商界·领袖》社长兼主编 李苗苗| 我看来，大凡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中逆势飞扬，于波诡云谲的商海中乘风破浪，一直朝着理想目标坚定前行直达彼岸之人，都可以称之为商业领袖。因为，绝大多数商界奇才、巨人、骄子或成功人士，都有着极为类似或相当接近的三重境界：清醒、执著、自信。清醒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沉着与冷静，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底气十足，但在一个杰出的商界领袖身上，却是一种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睿智，一种无私无我公正阳光的率真，更是一种“心系天下”的广阔胸怀。因此，这里所说的清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醒，而是一种拔地而起拔萃而出的境界。执著也是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能够做到固执己见不为他言所动的人，就已经称得上是执著了。然而，在一个商界领袖的身上，执著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统帅霸气，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之情，更是一种理性不让感性的强势侵占以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使命超然。自信能够成为一种境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信，而是一个商界领袖在拥有了清醒和执著两重境界之后，必然会构建起来的一座理想王国。这个王国可大可小，既可属于个人，也可属于整个人类，也能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原因在于，巍巍昆仑已如蚁丘般被他踩在脚下，滚滚长江更如彩带般在他手中挥舞，任凭你“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抑或是“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随你怎么折腾，他都会一笑以蔽之，朝着既定的目标一路前行。因此，让我毫不怀疑的是，一个同时拥有这三重境界的商界领袖，一定会构筑起他的理想王国。坐在我面前的潇洒而又儒雅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与其他商界领袖不同的是，他既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成就斐然的男高音歌唱家，以及未至不惑就被任命为厅级领导的政府高级官员。单从智商的角度而言，顾欣担当过的每一个角色，都让智商不低的人另眼看待，而身历三角色的他却干得有声有色，玩得潇潇洒洒，活得轻轻松松。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交集清醒、执著、自信三重境界，在商界精英中是不多见的，他却以形而上的超然和形而下的无畏，不露声色地做到了。顾欣，一个无可否认的天之娇子，一个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率先践行者，一个在体制银屏上不断闪回、在惊险剧情中频频“变脸”的传奇小生，如果不是同时拥有这三重境界，堪称一名当之无愧的商界领袖，他也不会闯入我们的视野，成为《中国商界》的封面人物、时代精英。

第一境界：清醒 说起来，我很早就知道顾欣。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上，顾欣获得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一名，引起众人当然也包括我的关注。他那曾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让世界震惊的戏剧男高音”，高亢华丽，响遏行云，直指人心的魅力，让同样酷爱美声的我，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从1986年至今，27年过去了，顾欣从一名歌唱家到官员，再到企业家，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视线。2010年年底，作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媒体评委的我，曾推荐了顾欣，为他投上了一票。当年，顾欣果然不负众望，获得了年度人物。本来，早就应该与之谋面，但却次次失之交臂。这次，在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与顾欣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沟通。

改革是一种信仰“顾董，您的事迹公开报道已经很多了，包括在网上你与网友的实时对话，你在‘两会’期间的多次发言，我感觉每次都很精彩，一直在我的关注之中。我非常欣赏你的‘改革是一种信仰’的观点，没有信仰，谁会去做那些难上加难的事呢？”顾欣和善一笑，从容应道：“对，人必须要有信仰，而且要把信仰当成事业来完成，虽然有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你只要有信仰，就会坚韧不拔一往无前。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种人。”说到这儿，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一直有一种体会，总觉得我们的文化体制跟市场是游离的，缺乏竞争，自我感觉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太快了，商界中懂艺术的人不多，追星捧星的人却不少。这样就把我们的文化搞砸了，其中也包括文化人，他们在自恋的同时，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实际上，一国文化的好与不好，应该由市场来检验，由大众来评定。市场的主体就是人民。不管你演什么，普通百姓都是最大的受众。老百姓的关注度，理应成为文化人的行动自觉和不变的理念，否则，你只能自恋，自恋到唱不动为止。那时回头再看，以往的成就，都是过眼云烟，没有给民族和社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不过是个牺牲品。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历史上的好东西，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很丰富，我们却不会转化利用它，这也是刺激我进京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真正原因。”顾欣谈锋甚健，思路清晰，对于文化中国的当代国情和现状，有着清晰而独到的见解。“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博大精深，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可惜，无论我们去欧洲、还是到美国，却很少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你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包括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可以肯定地说，很少，很可怜，也很可悲。中国文化与市场与世界脱节的现状，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改变它。所有的国有专业文艺院团，只有作为文化市场中的一个主体，才有可能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反思自己，修正自己，主动生产市场上最需要的产品，才会真正融入到时代之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认识上的清醒和提升，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改革就是一种信仰。一项事业一旦成为信仰，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有信仰，有了信仰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体制改革中必须这么做不那么做的另一个原因，对此，有人不理解情有可原。顾欣的话语滔滔，我一直在细细打量着他。从他那儒雅的言谈举止中，你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经受过磨难的改革践行者。眉清目秀风度翩翩的他，看上去很潇洒，很阳光，极像一个生活优裕心情快乐的大男孩儿，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弊了一肚子委屈的改革家？我想，此时的我应该成为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多听他倾诉，任由他发泄，尽量给他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只有这样，我和我的读者们才能从中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也想帮他，但不知道我能帮他些什么。想到这儿，我有意打断了他的讲话，插进来一个貌似轻松实则严肃的人生话题：“你什么时候最快乐？”他莞尔一笑，不假思索地说：“今天——”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解释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每天我都是这样的感觉。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鲜花和掌声都是过去时，只有今天才是最开心的，才是最难忘的。”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却又没有超出话题的范围，显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机敏。用一种风趣的语言来问答一个严肃的提问，客观效果会出奇的好，现场因此而弥漫出一种活泼轻松的气氛。因为他的话极具感染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用心智交锋的方式与人交流，真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大概察觉了我的用意，尽管思路不时被我切断，却又总能警觉地使其想谈的主线断而复接，自动延伸。其实，他谈的所有内容，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是想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对话方式，深入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顾欣继续用他那特有的磁性音色侃侃而谈：“体制改革这种事，想想都会知道有多难，改革者一定要有颗大心脏，把改革当成一种信仰，才能顶住各方面压力。否则，在压力和困难面前，谁都难免心生退意。有时候我也会想，整天累死累活的我这是干什么呢？唱歌唱得好好的，凡是别人能够享受到的快乐，包括舞台上的快乐，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要放弃快乐，选择劳累，走上这样一条荆棘丛生苦不堪言的坎坷之路？反过来再一想，我人生的电影脚本就是这么写的，角色也是自己定的，没人强迫我，非我要这么做，说明我的骨子里，本身就带有以苦为乐的基因，我天生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当然，在旁人看来，我的选择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把我看成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顶多也就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我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凡人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只不过我有点理想、有点信仰罢了。”这番话虽然说得很随意，却于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个成功人士不可或缺的自信。“人就活一辈子，不做事是一辈子，做事也是一辈子。就像我现在整天忙碌的事，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不做体制改革的事，我会去做文化产业。因为我坚信，只有把我们的文化产业搞上去，才会有中国文化人自己的独立价值。有时候，人们经常说起同行的这个那个，我也不例外，几十万佣金过去也拿过，但实际上，我对这种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样一来，整个演出市场的秩序就破坏了。那些外国的大牌歌星，他们在本国的歌剧院里演一场也就是一两万美元，没有理由来中国演一场就要几十万美元，没有道理嘛。可演出市场的秩序一旦破坏了，后面就会带来一连串问题，首先是把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定位给打破了。审美定位一旦被打破，后面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将如何定位，如果还没有达到很高定位的话，对今后的民族文化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都不是票房能解决的。这是一国文化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文化基因一旦发生突变，后果很恐怖。”话题聊到这个份儿上，气氛就不可能轻松了，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看来，改革不仅是信仰之间的较量，还是观念之间的比拼。不过，通过这番交谈，我倒有一个异样的感觉，好像我的大脑忽然变得异常的灵动，思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顾欣的这种清醒，大概就属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败之酒，而是机会之杯”的政治清醒吧。带着这种意念再来观察顾欣，我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身上散发的已经不是起初的那种艺术家的优雅和企业家的从容，而是一个政治家的睿智与机敏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特别的享受，这种享受，既有美学意义上的，也有哲学意义上的。两者融洽地汇聚在顾欣的气场里，竞相夺目生辉。顺着这一思路，我不失时机地向他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你觉得，本质上你是一个艺术家呢，还是一个官员，或是一个企业家呢？”不管是什么问题，顾欣都能对答如流。而且，很讲究说话的语气音色和节奏，就像他站在舞台上表演歌剧《弄臣》那样，火候拿捏得一丝不差，从从容容。顾欣说：“这几种角色都没什么，互不矛盾。无论你是企业家、官员，还是艺术家，不管哪种角色，做一件事时就要把它做到极致，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它。而且，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当干部就要有当干部的样子，现在的很多干部都没有样子，比如说，你开会总要有开会的样子，讲话也要有讲话的样子，下属要有下属的样子，你的角色是什么，就应该是那种角色的样子。”“我从小在家里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的父亲是国家干部，我小时候他就经常教育我：不管你长大了干什么，都要像什么。想当歌唱家就要有歌唱家的样子，想当指挥就要有指挥的样子。企业家也是一样，既然当了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样子，如果人人都能把自己的人生角色做像样了，社会也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难事，稍加努力人人都可以做到。”我注意到，他刚才的这番话绝非随便一说，是把家教问题和人的成长环境放在了首位。这同样是全社会都应该高度关注的大话题。“那么，怎样做才能像你说的样子呢？”我如此刨根问底，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话题说得再透彻些。当今社会“不像样子”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方面的问题，却都装聋作哑，假装没看到。这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想想就让人头疼。顾欣解释说：“你如果是一个企业家，首先要了解企业的规律，了解企业家的规律吧，企业家也有自身的规律。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头衔，让我去当一家企业的法人，那么，这家企业是怎么回事我就得了解，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什么是股权结构，怎么调整，这些我都得心知肚明。如果这不懂那不懂，连融资是怎么融的你都不懂，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企业家。当然，先把规律搞清楚是最重要的。当干部也是一样，一个称职的干部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就要有共产党干部的样子，不能流里流气。如今也有这样的人，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干部。歌唱家也是如此，上台演出你就要有歌唱家的样子。有的人在台上太随意，那种样子我就不喜欢。人嘛，干什么就应该像什么。凡事你把它做极致了，相互之间还能有什么矛盾？就像我吧，即便是让我改行做其他的事，我还会努力去做到最好。”采访顾欣之前，我从收集的大量有关顾欣的公开报道中了解到，他在江苏和东方两大演艺集团的体制改革中，意志如铁、出手果断是出了名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十足，而生活中的他却又是一个很好接触的率真之人。……

坚定的改革践行者我们的谈话时而紧凑，时而松弛，这种节奏也是我的有意为之。以我的经验，我们是一家财经类媒体，谈文化远不是自己的优势，好在顾欣不仅是一个文化人，还是一名商界领袖。因此，不管我们旁涉的话题扯多远，最终还要回到商界领袖的核心话题上来。顾欣是一名公众人物，他在人们的视线中最被关注的也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践行第一人”身份。改革中他所经历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同样为我们的读者所关心。由于有在江苏演艺集团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当手握撬杠的顾欣再次出现在一个即将被撬动的僵化体制面前时，他的心中除了清醒、执著、自信，已经没有了“第一个吃螃蟹”时的恐惧。经验告诉他，面前的这潭体制死水，表面上虽然风平浪静，下面的暗礁只会更多，更加凶不可测，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风险如此之大，就像哈姆雷特口中不停念叨的“活着，还是死去”那样，任谁都会生出“前进，还是后退”的念头。顾欣也不例外。他也不是别无选择，在退路方面甚至还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而且很宽很平坦，不只一条。即便他什么衔都不领，什么职务都不担任，也可以歌唱家的身分，名利双收地活着。而且，他在过去的岁月中，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歌唱专业，一有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献上他的激情演绎。总之，在进与退的问题上，他都能自己说了算。顾欣的性格、修养、家教和为人，都决定了他不会选择退却。也因此，网络上有关改革家顾欣的新段子才会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家是一拨接一拨，出了太多的风云人物。由于改革就是有改有革，触动的都是旧观念和旧体制，每位改革家的手中，都难免会有一根能够撬动旧体制的撬杠，而支点却不尽相同。顾欣之所以敢以党外人士之身，接手与中共党内有着千丝万缕微妙关系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一职，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体制确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因为在他的背后，还有着政府主管领导的鼎力支持，更有着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坚定立场和决心。这个不可无视的强大后盾，同时也是所有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支点。因此我断言，顾欣进京绝非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使命的呼唤，一种理性的回归。对于一向把改革事业当成信仰的顾欣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项使命更让他热血沸腾的了。当然，改革实践中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的政治清醒，也是一个商界领袖必备的素质之一。实践证明，上级没有看错人。曾经的东方歌舞团和中国歌舞团，经过顾欣近4年大刀阔斧的整改组合，已经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彻底摆脱了原有的臃肿而又板结的体制，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中国新兴的文化市场上，成为一支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生力军。顾欣在改革实践中推行的种种切实可行的举措，也为中央直属文艺院团的全面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旧体制中所有的病态现象，包括那些吃了一辈子大锅饭且名声显赫、官艺缠身、代代重叠的名流大佬，过去完全是靠着虽不理想却又相对安逸的生存现状，维持着各种关系中的平衡现象，在体制改革的劲风中都已“无可奈何花落去”，成为凝固的历史和永久的记忆。“新东方人”不仅要征服中国百姓，还要走向世界。顾欣的此番改革已经曙光再现，前途一片光明。说起这段经历，顾欣的感慨也是由衷的：“领导班子成员们一直在说，我们顾总有个大心脏，意思是一般人都受不了。改革要做的事，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手段抵制改革……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没什么，都属于暂时的不理解造成的阵痛。因此，对于一些人的不理解，我始终抱着理解的态度，以平和之心对之。当然，阻力再大，我也不会中途掉链子甩手不干。因为，我很清醒，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暂时的不理解，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与顾欣站在同一高度上再来审视他的这种清醒，就会发现，这种清醒并非专属于他一个人，而是所有祈盼中华民族早日腾飞的炎黄子孙都会主动趋从的一种自觉，一种发端于微观驻足于宏观的高瞻远瞩。请看中共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形势判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摘自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摘自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事实证明，党中央对于现有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下了大决心的。让国有专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不仅大势所趋，而且大有可为。关键在于如何减少改革的阵痛，让亿万国民早日形成清醒的共识。回望30多年来走过的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一个成果接着一个成果上台阶，就是得益于执政党的集体清醒和一批批商界精英们的个人清醒。再加上举国同心，上下合力，先从全局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局，反反复复，逐步形成全民共识，我们的事业终究会无往而不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笃定是指日可期。 哲学指导人生从宏观回到微观再看，改革践行者们推出的任何一项新举措，都会触及人的利益得失，生出一团乱麻般的各种问题，因而才会难上加难。面对一只锋针奓起的剌猬，谁能先知应该从哪儿下手？想想这些，再看眼前的这位从南京到北京、从地方到中央的顾欣，孤身一人却又毫不退缩的他，除了手中的一纸任命，难道还身怀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绝技神通？经过与顾欣坦诚的对话，我至少找到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我认为，顾欣的改革，之所以充满魄力与果敢，主要来自于他的清醒。对于大局的清醒把握和对于小事的清醒明察，才使他在应对复杂局面时表现出超凡的能力，清醒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法器。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清醒，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着冷静，而是一种崭新的境界。清醒一旦升华为境界，支撑它辅佐它的惟一助手就是信仰。或许，把清醒说成境界是我的个人独创，但对顾欣来说，没有比用哲学色彩浓郁的语言来评价他形容他更恰如其分的了，依据有二：其一，“我从小就喜欢哲学，12岁开始学哲学。小时候我一调皮，父亲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强迫我读书。我读的第一本马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红色哲学引发了我对哲学的浓厚兴趣。”这是顾欣的原话。他还强调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一直放在我的床头，到今天也一直在看。”他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部哲学著作对自己的人生指导意义能够超过这两本书，“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深远”，顾欣说。其二，当我问他“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时，顾欣脱口说出了孔子和毛泽东。他认为，这是历史上真正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两个人，孔子的思想体系持续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等同于红色思想，而是一种不同于孔孟之道的先进思想。顾欣因而不赞成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这些代表着中国不同发展历程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顾欣与哲学的关系，就像人与阳光、空气和水分的关系，须臾不可分离。顾欣人生旅途中的几次重大的角色转换，都离不开他在哲学上从小练就的“童子功”。红色哲学陪着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一步步走到今天，让他成为一名商界领袖的诸多因子中，哲学所给予顾欣的恰恰就是清醒的头脑、清醒的思维、清醒的人生。有此发端，紧随其后的必然就是执著。因为，只有拥有哲学意义上的清醒，顾欣和他的团队，才会“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才会海纳百川，纵横驰骋。 第二境界：执著 清醒的积淀铸就了执著。作为商界领袖必备的第二重境界，顾欣的身上有着同样不同凡响的精彩注脚。 三种角色游刃有余1973年初夏，17岁的顾欣怀揣歌唱家之梦，脚踏冲浪板，飞越一座座理想的波峰浪谷，闯过一道道知识的险隘难关，最终用天赋加执著征服了考官，顺利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李宗璞，从此开始了圆梦的生涯。经过专业熏陶和实践历练，顾欣很快就在专业方面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9年后，26岁的他已经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在随团赴美巡演中担纲男声独唱， 尽情展示个人的才华与造诣，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羡慕值得骄傲的事。顾欣不负众望，用他那无以抵挡的亮丽音色，为祖国和他本人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如潮的掌声。《华盛顿邮报》对他的在美巡演十分关注，称他是一个“使人震惊的戏剧男高音”。对于中国人使用西洋唱法，洋人们是一向不看好的。美国报界大佬《华盛顿邮报》，对此更是惜墨如金，吝于版面。此次能够给予顾欣这么高的评价，只能说明顾欣的确拥有真才实学和过人的魅力。他是用歌声征服了大洋彼岸的洋观众，同时也征服了那片土地上的洋编辑。1986年6月，顾欣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在专业组美声唱法中，赢得第一名。亿万电视观众就是在那一年，通过CCTV对大奖赛的现场直播，记住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和一个名叫顾欣的青年。同年11月，在法国巴黎十六届国际音乐大赛上，顾欣又获得了特别奖。那一年，正好是他的三十而立之年。此后，英年得志的顾欣开始鸿运当头，喜事连连。伴随着江苏省歌剧舞剧院的恢复重建，顾欣肩上的担子也是越挑越重，从乐团团长到副院长，再到院长，然后再到省文化厅副厅长，还不到40岁。与此同时，舞台上的他，也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依然是观众心目中的一个宠儿，文华奖、梅花奖，指挥金奖等，各类国家和地方艺术大奖，一个个接踵而来，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奖专业户”。仕途上一帆风顺，艺途上志得意满。各种文化活动的嘉宾席上，顾欣也是最活跃的一个。这些星光闪耀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同时拥有清醒、执著、自信三重境界的商界领袖来说，都不能看作是意外。正如顾欣本人所言：“我怀揣着音乐大师的梦想，却走上了文化领导的岗位。在别人眼中，这大概就是上帝的恩赐，我就是命运的宠儿。然而，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清楚。不过，能够亲身体尝这些滋味，已经是一种造化。”我们的交谈仍在继续，而且渐入佳境。谈到轻松的话题时我问顾欣：“你最愿做的是什么？”顾欣如实相告：“这个问题曾无数次被人问起，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如果问我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我可肯定地告诉你，就是现在。据说，顾欣的导师周小燕教授谈起顾欣曾给他一句评价，说他：“嗓子好，不唱歌太可惜，脑子灵，不当领导太可惜。”顾欣认为能忙就是造化，是因为，还有许多想忙点什么却又无事可忙的人。在他眼中，无所事事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也认为，上帝既然把机会给了你，你就没有理由让它从指缝中溜走。“哪有什么忙坏了之说，只有闲才能把人闲坏了。”我们都属于闲不下来的人，因为一闲下来就会生病。我觉得忙能使人年轻，能忙就是福，是我们的共同理念。顾欣说，他的一生都在忙碌，学声乐的时候，他还兼学指挥，后来又加进了导演专业，从早到晚闲不住。肩上的担子随着职务的不断晋升也在不断加重，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他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当我问起他有没有在委屈时想到过退缩的话题时，顾欣还真的做了一下思考状，想了一会儿才说：“委屈总还是有吧，不能说有领导能力的人就不会委屈了。我也是凡人。比如说，有些不开心的事你看到了，就不可能不生气，再比如说，我在‘两会’上提交的有关改革议案，支持的人并不多，心里的滋味能好受吗？对于文化体制改革，讨论的时候七嘴八舌，最后真正响应的寥寥，你说我的心里能不委屈吗？” “可是别忘了，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决定的，把我调来主管这件事，就是表明这条路必须走下去。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实践，受益者已经很多，人们开始尝到了甜头。当然，个别受损失的也有，但是极少数。现在，很多专业演艺队伍已经够不上专业的水准，但却能把烂摊子支撑到评国家一级演员的时候。只要评上了国家一级演员，那职称就是正高，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个艺术家。而在我看来，你是不是艺术家，那是要大众公认的，大众不喜欢你，不认可你，你偏要赖在台上，肯定会让人不舒服。”顾欣的这番话，充满了理性，也充满了责任。传奇的只是他的基因。他之所以能够在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和出色的政治家之后，又迅速成为一名杰出的商界领袖，3种角色都能给人带来新感觉和新气象，说明他的遗传基因里确实存在着不同一般的东西。我想，这不应该算是唯心论吧。 艺术和市场两手抓顾欣的第一轮体改，发生在新千年之后——他从撬动江苏省文艺体制，将文化厅所属的十一家院团组建整合成一支企业化管理的演艺集团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践行第一人。这时的他，“改革是一种信仰”的观点或许还处在萌芽状态，但作为一名商界领袖应有的第二重境界——执著，他已经表现得相当的到位。道理就在于，执著是任何一名清醒的改革家都不可缺少的性格前提。顾欣的执著不仅表现为意志的果敢决断，而且表现为一种不畏人言的坦诚。“现在集团的形势如何？”我关切地问。“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顾欣语气一变，人也显得精神了几分，“之所以还有人不满意，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有些人认为好的人才忙，不好的人才闲着。这也证实了我原来的判断，让国家一级演员在家闲着，他肯定不高兴。反过来又验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成果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是演出场次比以前多了，另一个是演员的收入比以前高了，说明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出现的。体制改革带来了明显的成果，这是人人有目共睹的。”“干得这么辛苦，图什么？”“什么都不图，就为把一件件事情做好。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也只能做好，必须做好。只要我还在这个位子上，哪怕只剩一天，也没有理由敷衍。不管在哪儿，我都会一丝不苟地做好我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履行我的职责。我今天这么想，明天还会这么想，我的一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理性地讲，每个人都有坚韧的时候，也有脆弱的时候。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意志力。一个有着崇高使命感和信仰的人，即使是在最脆弱的时候，也会坚守最后的执著。这时的执著，也是商界领袖必具的第二重境界。顾欣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探索的东西也有很多。包括企业管理的内涵，不仅要抓经济效益，还要抓它的社会效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艺术水平和演出质量同样不能稀松马虎，否则，观众是不会买账的。”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推陈出新，这一点顾欣非常清楚。因此，当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决定今年国庆期间在人民大会堂推出一台《天涯若比邻》的全新节目时，顾欣向集团全体演职人员明确提出了“三个必须”： 必须本体、必须地道、必须艺术。顾欣认为，必须本体就是不能花里胡哨，靠打灯光玩奢靡那些东西去糊弄观众，所谓的本体艺术就是，跳舞就要好好跳，如果你跳的是西班牙舞，那就要请真正的西班牙人来编，这样才能确保舞蹈的原汁原味。本体艺术对于西班牙舞而言，就是一定要让西班牙人看上去就是他们的舞蹈，不能四不像。顾欣说：“我相信，随便什么艺术，要想打动人，一定要靠艺术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高雅艺术也是可以打动人的，现在没弄好，是因为路子走偏了。我们既要有中国真正的交响乐，真正的歌剧，真正的艺术，也要顺应老百姓的审美需求，不一定什么都要最好的，但节目一定要打动人，只要能打动人，就一定会有观众。”在顾欣看来，中国现有的文化体制，不仅制约着艺术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导致了体制内节目的粗制滥造。因为在僵化的体制内，演员们不会刻苦用功，不会认真研究真正的高雅艺术，而当观众寥寥无几或没人鼓掌时，他们又抱怨百姓看不懂，就像常说的老百姓听不懂交响乐那样。事实上，真正的高雅艺术也会打动人。因为艺术是为人服务的，艺术再高雅也有其动人之处，不能因为观众没感动，就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不从自身上找原因。“实际上老百姓是最懂艺术的，你没打动他们，那是因为你的玩艺不行。”最令顾欣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由于虚假的文化繁荣和带水分的演出，文化市场上到处充斥着低级的泡沫。一些所谓的当红明星，也以为当上明星就是艺术家了。对此，顾欣的态度十分明确：“明星并不代表艺术家，名人也不代表大师，因为他们都是炒作出来的，不像当年的梅兰芳，大师的地位是靠票房收入，由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顾欣说，“中国现在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真正的大师，一些所谓的艺术家和大师，都是靠炒作捧出来的。炒作出来的艺术家，绝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包装出来的大师，也绝不是真正的大师，真伪艺术家和真伪大师之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怎可同日而语？”顾欣所说的“必须地道“，是指无论什么艺术，哪怕是相声，一定要提倡和推广真正的东西。所谓的“地道”，是不管高雅艺术还是草根艺术，都应该货真价实，一听就是那么回事。包括二人转在内，它们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即便是这一类草根艺术，一旦走上舞台，也应该是最好的，决不能用低俗不雅的节目忽悠百姓。“侯宝林的相声就不低俗”，顾欣说，“这一点你必须承认。无论你是搞交响乐的，搞歌剧的，还是搞纯艺术的，都不能排斥草根艺术。我看到的低俗，也是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的，绝对不能低估了老百姓。你想啊，国家在飞速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也在普遍提高，其提高的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今天这个全球共享的信息时代，随便用哪种载体，大众都可以听到看到世界最好的艺术作品，审美诉求自然会水涨船高，只是我们的舞台上，目前还看不到太多高水准的作品。我强调必须本体和必须地道，就是指唱歌就要好好唱，跳舞就要好好跳。玩意大利艺术，就必须要像意大利的，不能用意大利文换个调儿来糊弄百姓，更不能拿假玩意儿去糊弄外国人。一句话，你既然用意大利语演唱，就要让讲意大利语的人听得懂，这就叫地道。”顾欣之所以强调“必须艺术”，是因为科班出身的他深知艺术品价值的高低也自有其规律可寻，正如《艺术哲学》的作者丹纳所说：“一切艺术都要有一个总体，其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由艺术家为了表现特征而改变过的，但这个总体并非在一切艺术中都需要与实物相符；只要有这个总体就行。……人在艺术上表现基本原因与基本规律的时候，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的定义，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通的人的感官与感情。艺术就有这一个特点，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顾欣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就要做成大众喜闻乐见的知名品牌，就像他力推的“中国男高音”，一旦成为品牌面向大众时，是可以不断发现和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的。通过顾欣对“三个必须”的详细阐述，我明显感觉到一颗为了文化强国梦早日实现而怦然跳动的赤子之心。老实讲，对于一名文化企业的管理者，顾欣提出的“三个必须”并不苛刻。因为，无论体制怎么改，演艺集团的主业都离不开舞台艺术。然而，顾欣心里也很清楚，五个手指头伸出都不一般齐，用一刀切的方式去要求所有人，不仅行不通，而且很愚蠢。对此，他也有着深刻的体会：“我自己做到的，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要做到，事实上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艺术本身也强调个性。再就是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非要固执己见。就拿唱歌来说，我就不赞成僵化而机械地学技巧。有的人老是以为自己的唱法是最好的，这个我也不认同。”交谈至此，我已经看清楚顾欣是怎样一个执著的人。从信仰不移、做事执著，到立场坚定，充满自信，顾欣的商界领袖范儿，这时已经浮出了水面。 第三境界：自信 执著源自于清醒，同时还仰仗于自信。对于一名商界领袖来说，没有清醒，再执著也是枉然，而没有清醒下的执著，再自信也是自负。清醒、执著、自信，三者之间充满了辩证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从自信的角度审视顾欣，你会发现，他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麻烦和问题，都不会在立场上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如此坚定的立场，就来自于他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对事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高度的充满了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自信。顾欣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化，中国遇到的一切挫折和困难，都不过是“白璧微瑕”，抑或是混进大江大河中的一股浊流，都是暂时的。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13亿渴望富强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 再不改革就没有机会了随着话题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探讨中国文化体制的未来走势与前景。我问顾欣：“你对咱们国家的文化体制由于两次参与改革实践，情况最熟，你觉得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顾欣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不能受个人的意志的支配，谁想不改就不改了，倒回去更没有可能。我估计照目前的形势再发展下去，以后连想改的机会都没有了。理由有二：一是像我们这样的先行改革，不可能只停留在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后就止步不前了。我们还会在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股份制改造方面进一步改革，步子很可能迈得更大，走得更远；二是民营经济的改革，也不会止步于现在，肯定还得往前走，继续深化改革。如果还止步不动，等到真想改的时候，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看着我们都在认真地听他讲，顾欣接着说道：“这只是我的一种判断，也许这种判断超前了点，有人不爱听。以我对中国文化人今天的判断为例，尤其是演艺界，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有意思的是，睡着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睡着了，一种是假睡着了。真睡着的人一叫就醒，装睡着的人怎么叫都不醒。他们不是不知道今天的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怎么回事，不是不知道改革、市场有哪些自身的规律，他们是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想沾改革的边。他们只想事业单位的福利我占着，饿不死吃不饱的工资我在你这儿拿着，然后我再到外面去打市场。这种扭曲的体制也只有中国才有，所以说是不对的。”“你想啊，他要的只是事业单位一个身份，但是活却不在你这儿干，而是去外面干。外面是市场行为，他们很清楚，可回过头来找院长时，又以事业单位艺术家的身份说事儿。在外面时，他这一套就行不通，他也特别懂得市场规律，只要签好合同，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合同办，什么事都没有。可一听说单位体制要改革了，他就跳出来拼命反对。所以说，这样的人是假装睡着的，不是真睡着了，这种现象确实令人悲哀。”顾欣说的是实情，也是大实话。我们虽然身处文艺界之外，但类似情况在其他体制内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体制改革之所以千难万难，就是因为有相当多的人，一边抓着体制内的福利不撒手，一边在外面种着自己的自留地，两头收成，哪头都舍不得丢下。作为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先行者，顾欣之难可想而知。“你是文艺界改革的先行者，背后肯定会被人指指点点。”我不禁同情地说道。听我这么一说，顾欣的情绪有些激动：“仅仅是背后指指点点那倒好了，你哪里想得到，那是当着你的面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意和你对着干。我在江苏搞体改的时候就说过，我什么都不怕，各式各样的诽谤、造谣，我都不怕。实际上，这些情况我都遇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难的是有些已经定了的事情，也就维持一两天，一遇具体情况，就连支持我的人也会马上就变。归根结底是理念不同，观念不一样。”听他说了这么多糟心的事，我想让气氛轻松起来，于是就换了个方式，转过来夸他：“我觉得你的心态特好。”顾欣苦笑着摇了摇头：“也不能这么说。”“你的经历很丰富，是不是早就把一些事情看透了？”“看透了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好像不太合适，我并没看透什么。”怕他误解，我急忙解释说：“我说的看透，是说你看透了这些人的心思。因为，你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才能继续往前走，而不是说你看透了世态炎凉，不是那个意思。”听我这么一解释，顾欣呵呵地笑了，点头说道：“那倒是。”我又夸他看问题很透彻。顾欣说：“透彻不敢说，现在还不能用这个‘透’字。是这样，我很清楚人跟人不一样，好比我是远视眼，你是近视眼，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本身就有差异。我曾经跟我的同事们讲过这个比喻，我说，远视眼看到10公里以外有一座金矿，就会照直走过去，不会太在意脚下的路是泥泞还是别的什么，因为目标很具体也很明确，他是奔着希望而去。如果是近视眼，看不到远处的金矿不说，会格外在意脚下的路是否好走，如果是泥泞的路，他就不会向前跨出一步，这就是人看问题的差异。”顾欣还自嘲地说：“有的时候，我也很霸道，正确的事情我必须坚持。” 享受奋斗的过程

“工作压力那么大，你是怎么化解的？”我如此发问，真的是想从他这儿学点本事。我相信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比我丰富多了。顾欣会意一笑：“没什么好办法，压力再大也只能自己消化。工作上的事你能跟家里人说吗，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就更不能跟他们说了。跟朋友讲吧，他也不能理解，跟同事讲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只能自己消化。对我来说，化解压力的最好办法是别把它当回事，很多压力都是无形的，你不在意它，这会很无趣，在你眼前一闪就过去了。如果你过分在意它，老想着它是一个压力，它就真的会压得你直不起腰来。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扑哧一笑：“因为在你身上看不到压力。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护身法宝呢。”顾欣也笑了，很开心很爽朗的那种。他进一步解释说：“我真没觉得工作中包括生活中有什么压力。在接受采访时，总有记者爱问经历过什么坎坷的问题，我没觉得我走过什么坎坷的路，从小到大一直都觉得挺好。一个搞声乐的，如果把每天正常的练声都看成是一种吃苦的话，那你就不要搞这个专业了。你把起码的付出都看成是吃苦了，再搞这个专业还有意思吗？再比如，如果你把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困难都看成是走了弯路，为此而后悔不已，那只能说明，你在选择人生道路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确实，对功成名就的顾欣来说，鲜花和掌声已经见得太多了，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也感觉无所谓了。“跟你聊了这么多，觉得你是一个很阳光的人。”我这么一说，顾欣的脸上顿时笑逐颜开：“我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阳光的。”“蛮正能量的。”我赞同地点点头。顾欣依然笑着说道：“人哪有天天开心的。不开心时怎么办？那就回过头来想，不开心难道不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吗？这就跟吃饭也有咸的淡的甜的一样，很正常嘛！别把什么都当成个事。今天出门下雨了，有人一遇下雨就不开心，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没觉得下雨有什么不好。所以，开心与不开心，都是自己的事，别人帮不上忙。”不知不觉，3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对他来一次问卷式调查，顾欣来者不拒，有问必答，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 尾声 一向主张“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规律”的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一再重申：“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要想彻底了解顾欣的文化强国梦，同样需要观照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梦，观照真实的中国国情和时代风貌。事实上，党中央早就规划出文化强国的蓝图，顾欣不过是一位让这一蓝图早日实现的先行者：——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到二○二○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全党全国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摘自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最后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什么叫《顾欣的文化强国梦——一个商界领袖的三重境界》。这是我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后的一个我认为最适合顾欣的题目。只要你静下心来，与我和顾欣同时展开心灵对话，就会欣喜地发现，顾欣怀揣的文化强国梦，也是一个你我都可以触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愿景。因为，顾欣的愿景与现实生活一样：有江河湖海，有山峦起伏；有绿茵如毯，有蓝天白云；有鱼翔潜底，有花香鸟鸣；有宽阔街道，有高楼林立；有忠厚淳朴，有真诚信任；有举案齐眉，有童叟无欺；有礼让恭敬；有欢歌笑语……那是一个随处可见美景，随时可闻美音，随手可觅美食，随步可观美行，一个比桃花源更静美、更和谐、更安全、更清新的文明社会。顾欣所做的一切和大文化所承载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幸福地生活在空气清新阳光灿烂的环境里，代代永续，江山永存。身为一名商界领袖，他的清醒、执著和自信，也是建立在如此美好的基础之上。我之所以把清醒、执著、自信，定义为商界领袖的三重境界，并作为本文的副标题而推出，是想通过这样一种优雅、委婉而又充满哲学意味和文化底蕴的方式，向世人传递出一个美好而坚定的信念：请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只要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你我他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景。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就是顾欣的文化强国梦实现之时。对此，我充满期待。（文| 李苗苗）

《顾欣的文化强国梦》编后：反思“文化中国”

建设“文化强国”已被定格为国家战略，这说明正处于经济大发展、大调整时期的中国要想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打造“文化中国”是必要前提之一。随意浏览近日的财经新闻发现，最大的看点是文化影视传媒企业在创业板上连续创出的新高，细看，它们大都是民营企业。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了，文化市场的需求必然高涨；第二，在文化领域，民企正在崛起，国有企业的步伐必须赶上，否则会遭遇被市场淘汰的命运，沦为“昨日黄花”。国有文化企业滞后于市场发展的现状脱不开历史因素，多年来文化事业单位留下的烙印，即便是经历了曲折的整改之后，仍旧难以褪去；在国家政策力挺之下的国有文化企业如何担负起国家“文化脊梁”的重托，不仅是对企业领导者能力的检验，更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素养的考验。能够禁得住这种考验的人，除了要有勇有谋，更要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使命感。显然，在国有文化体制改革中我们需要像顾欣这样的人才，他不但具备艺术家纯粹执著的特质，更可贵的是，在他身上围绕这种特质所生出的机敏睿智、果敢冷静让一个曾经受万人追慕、又险些被时代前进的浪涛推向岸边的文艺团体获得了重生，在此过程中，他不但将艺术家和商业领袖的双重身份极大化，更为文化事业团体的改制树立了范本，向打造“文化中国“的大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整体素养是中国经济经历大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课题。近年来，民营文化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可谓成功，但背后仍充斥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名利的诱惑前，追求更高精神层次的文化产品并不多见。因此，向市场输入高质量的文化作品，逐步培育提升大众文化修养的重任应责无旁贷地落在国企身上。从这一点看，改革转制仅是个开始，深层次的纵向变革亟待生成。中国要做世界的经济强国注定伴随着“文化强国”的诞生，但目前，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仍有限。精神影响力的生成离不开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文化企业只有依托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舞台。这是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企业家和商业领袖应思考的大命题。（文| 李苗苗）

顾欣简历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江苏省副主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江苏省演艺集团终身艺术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荷兰埃因霍温市立艺术学校和梵高芬市音乐学校客座教授，终身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多次获得国内外奖项和荣誉。曾先后出访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多次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唱。

1956年出生于苏州。

1973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李宗璞副教授。

1977年毕业分配至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任独唱演员，期间曾两次荣获江苏省文化厅颁发的“优秀独唱演员奖”。

1981年赴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师从著名音乐理论家谭冰若教授专攻歌剧史及歌剧演唱。

1982年曾随团赴美国访问演出，获得好评，《华盛顿邮报》评价为“使人震惊的戏剧男高音”。

1984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干部进修班，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并两次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1986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一名，同年赴法国参加第16届巴黎国际声乐大赛，获特别奖。

1987年被上海歌剧院聘为“客席歌唱家”。

1987年6月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与美国北岭加州大学歌剧团同台，主演歌剧《波西米亚人》。

1987年初江苏省歌舞剧院恢复建院，曾任乐团团长。

1988年5月在13届《上海之春》与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演员同台，主演歌剧《托斯卡》。

1988年6月奥尼尔戏剧节主演歌剧《鲸油》。

1988年11月在“八八香港艺术节”与香港、台湾艺术家同台主演歌剧《西厢记》。

1989年调任江苏省歌剧团团长。

1989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华东、南京）上主演歌剧《弄臣》，获首届江苏“紫金戏剧奖”。

1990年7月任江苏省歌舞剧院副院长。

1990年在湖南株洲举行的全国歌剧汇演中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演员奖。

1991年1月任江苏省歌舞剧院院长。

1991年9月获首届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

1992年5月获第九届全国戏剧“梅花奖”。

1992年10月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大奖”。

1995年5月担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

1997年10月获第一届江苏文化艺术“茉莉花”特别荣誉奖。

1998年8月因主演歌剧《孙武》获第八届文化部颁发的“文华表演奖”。

1999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二十世纪歌剧成就奖”。

2001年10月9日任江苏艺术剧院院长、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0年1月起，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2010年6月获文华导演奖，同年7月获荷兰国际艺术节指挥金奖。

2011年1月，获CCTV2010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13年2月，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