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圈王文澜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更因为作为《中国日报》的第一批摄影记者，他的照片在见证中国最重要的八十年代的同时，也创建了中国新闻图片的新风格，他被称为中国新闻摄影的旗帜之一。作为中国摄影界的领军人物，多年前王文澜掷地有声地说：摄影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这句话更是最真实的写照。他说：“ 摄影不是相机的好坏的问题，而是头脑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的眼睛要长在心里，心里的那个眼睛要总睁着的。你心里要没有眼睛的话，你就是一个拿着机器的机器。”

年少时摄影只是消遣

我记得有一篇报道说您是受舅舅的影响，才走上了摄影这条路。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被镜头照着长大的，比如你，比如我。满月、百天、周岁，然后入学的照片……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是有镜头记录的。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没有相机，但是我舅舅是搞水利摄影的，他到全国各地拍水库、电站。他是看着我出生、长大的，所以他的镜头也记录了我的成长过程。我记得小的时候，到舅舅家里玩，看见他从那个简陋的黑屋里面拎出湿漉漉的照片，贴在玻璃板上上光。我觉得很神奇，就像变魔术似的，我们的影像就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出来。

那时全家人最爱翻的就是那本惟一的相册，那本相册因为经常翻，每个人都翻，都翻散了，翻散以后再把它钉起来。尽管那些照片非常小，但是它确实是记录着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那时的神态、穿着、背景，当时都不是特别在乎，可现在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珍贵。

您什么时候真正自己拿起了相机？

真正到自己拿起照相机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和大院里的孩子玩。我们住在一个机关大院，有些家里大人从苏联带回来了相机，那时候相机都是当宝贝。只不过文革一乱，大人有的被关进去了，孩子们就把家里的相机拿出来玩。胶卷就是保定出的“代代红”的电影胶片，从胶片的大盘上一米五、一米五地剪下来，然后自己缠上。我们用的相纸就是从毛主席像上裁下的纸边，论斤那么卖，一块五半斤。

我们当时把北京郊区的这些名胜古迹都玩遍了，也拍了不少照片，都是到此一游的照片。洗相也是自己来，就拿吃饭的碗筷子弄。尽管照片就跟邮票那么大，但是还拿放大镜看，还是挺入迷的，也挺有情趣。当时摄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消遣吧。

摄影技术和洗相您是怎么学会的呢？

那时候有《简明摄影知识》这样的书，自己拿着相机照着去试。我舅舅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了，他教我们就是通过信件。我们把照片给他寄过去，他在信上评论一下。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他对我们从小到大的影响，我们可能也想不到照相，玩玩就完了。

您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吗？

一个八块钱的“华山牌”照相机。

眼睛要长在心里

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爱上摄影，决定以它为生了？

文革一结束我就想这十年白耽误工夫了，如果我要拿一个相机到哪随便照照，就算很简陋也肯定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已经过去了。那时就开始拍一些光影，艺术创作的东西，比如风景、花卉这些。后来1980年我到了《中国日报》拍了一些新闻照片，但也是带有那种多此一举的感觉。总要弄点虚的，过分强调影调什么的。那时的外国专家就说，你能不能一目了然，让我们一下就能看明白，不要这么唆。我画面里面多余的话太多，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

那时的摄影风格是不是都这样？

那时是30年代的光影艺术、沙龙艺术。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美联社的美籍华人摄影师刘香成，他也是拍中国新闻的，他经常请我们几个《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看他的幻灯片。我当时就觉得他拍得很单调，也不讲究影调，我觉得美联社的人也就那么回事吧。1983年的时候，刘香成就要调到其他国家去了，临走的时候送了我本影集，我拿过来一看就蒙了。

他拍的全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段时期，这对于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刘香成的镜头抓住了很多中国社会变化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当时的我们来看都是无所谓的。比如说故宫里边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北海白塔前照像的女青年戴着墨镜上边贴着商标，还有第一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的开业。这些细节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革的矛盾、冲撞。

当时我就想摄影不是相机的好坏的问题，而是头脑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的眼睛要长在心里，心里的那个眼睛要总睁着的。你心里要没有眼睛的话，你就是一个拿着机器的机器。

后来《中国日报》是第一个在头版用大幅新闻图片的，这是不是您受到刘香成的影响？

当时的总编辑冯锡良说要把头版的照片放大，这是一种国际流行的做法，而当时国内的照片，除了领袖像其他的都很小。那时候《中国日报》不但是图片放大，而且在定版面的时候，是先定图片，是竖的、横的，放在哪个位置等定完图片，再定其他的，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那时做得也很到位。

我当时就想如果照片放那么大，好照片的话作用会发挥很大。要是照片不好，反而就露怯了。要按照我们以往那种拍法会很呆板，本来特活的但是往死了拍。当时老冯就说，既突出大，还要突出新、真，突出人，把人拍活。后来《中国日报》运用图片的风格，就这么确立了，大得有道理，大得值得。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拍普通人，拍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包括自行车系列我拍了30年。

摄影难在太容易

以前相机不是人人都有的，摄影师是很有优越性的。今天手机都可以拍照了，在数码时代您作为老摄影会不会有所改变？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我对数码相机非常抵触。就跟我听音乐似的，尽管听CD非常的清楚，声音非常纯洁，但是它少了很多的质感，所以我更愿意听胶片，尽管胶片听起来杂音多，但是它味道上更靠近音乐的原生态。摄影也是一样，我可能更喜欢用胶片拍，胶片的味道，暗房里的味道，那种感觉才是摄影。数码比较冰冷，比较机械。后来到了悉尼，我就发现我边上的同事都在用数码，而且晴天阴天都能拍。有一天我去拍跳水比赛，我就看见我前边一个意大利记者，拍几张就发稿，拍几张就发稿，等比赛完了他一组稿子也发完了。我就发现数码加上互联网是很厉害的。

您还是带着胶片相机去的？

我带数码相机了，还带了一个胶片机器，胶片机器拍不了体育，它是一个广角镜头。所以就两个都用着，但是我对数码还是怀疑的。从悉尼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数码是个好东西。尤其对新闻，非常好。摄影记者用了数码相机，就可以把他们从暗无天日的暗房里边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技术每个人都会慢慢拥有，以前摄影是有门坎的，有了数码相机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影像，而且影像通过互联网能够马上就发到报社，发到编辑手里。那摄影记者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于全国性大报的摄影记者来说这很危险。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还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老总们会考虑养一些摄影记者合适，还是拿这些钱来买照片合适。以前图片的来源非常困难，现在真正变成了人民摄影了。

您多年前的一句话多次被引用，“摄影难就因为它太容易了”。

本来这句话是在数码时代以前说的，但是我觉得更适合于数码时代。因为现在既然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了，那么摄影当然就非常容易，但是它也容易失去，就是你可能拍了好几年，但是你挑来挑去没什么好东西。

拍得都差不多，而且大家都差不多，或者说是垃圾很多。你想在这个时候获得好的照片，就要很难，难在摄影变得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