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包世轩认识四十多年了。

1969年3月，北京重型电机厂分配来一批老三届的初中生。因为十年浩劫，这批学生中断了正常的学业，所以他们往往说自己只是小学文化。包世轩是其中的一位。但毕竟与众不同，他好读书，并对北京西郊的寺庙以及散落在各处的碑刻颇有兴趣。一到星期天，他就到处去访碑、拓碑，足迹渐渐地由石景山、门头沟扩展到海淀、房山。他自诩“无聊才读书”，读的却是图书馆里无人问津的《文物》杂志，还有找人借来的《帝京景物略》。闲聊中，他讲起法海寺壁画和李四光先生认定的冰川擦痕遗址，并带我去他家附近查看这些文物。看书学习，考察北京城内外文物史迹，长达近十年，当时，我觉得他的意境和追求颇有些“另类”。

1980年，因有专长，他调入门头沟区文化工作办公室，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我说他“修成正果”，他说自己是“鱼儿游到大海了”。

此后，我也调到科研单位工作。虽时有联系，但毕竟见面的机会少了，他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他当了区文物所所长；参与创建北京第一个区县级的门头沟博物馆；计划编写门头沟《文物志》；他考察灵水村；参与开发妙峰山和爨底下村……以至我去妙峰山金顶和爨底下村旅游时，提到包世轩，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以尊敬的口吻历数老包的为人为事。随着他后来调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和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任职，被聘为北京联大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和担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他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丰富。一个自学成才，成材后又补学专业的包世轩，就这样逐步得到了社会和专业内的认同了。

包世轩的论文《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刊布了经他实地考察的这方辽代碑文拓片，对于北京房山石经重要开创者之一的辽代僧人通理恒策大师，提出解谜般的合理论证，填补了房山石经考证的一个资料和研究方面的空白。乃至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罗炤先生评价说：“这既是房山石经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又是辽代佛教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突破。”

包世轩认为，文物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是相得益彰的。这得益于他在文物部门任职的同时，十分关注民俗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他关注老北京的香会，也很早就注意到北京有民俗文化化石之称的现存香会。他和京城香会的传人交朋友，从实践中汲取民俗知识，再回到查阅考证史料的案头工作，也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是现在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著名中国戏剧史专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周华斌教授这样评价包世轩的作为：“文物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相得益彰，不同于青灯黄卷的案头推敲。通过实事求是的实地调查考察，可以发现并印证历史，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况味。在这个过程中，治学者能够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有所发现——这也是当代学者崇尚的学术途径。”

正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考察研究，多年来，包世轩的学术文章和心得随笔著写颇丰，文章涉及极广。既有历史文物与考古研究，也有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与民俗研究，还涉及北京文物史地与佛教史实探索。他把文章结集出版，洋洋160万字。分上下两集，取书名为《抱瓮灌园集》和《西山问道集》。从《庄子·天地》中取义，表明自己只是在学问路上浇灌花草菜蔬，问道求师访友而已。有趣的是：这两部“大作”，好看耐看。学有专攻的学者，在书中可以和作者讨论妙峰山地区的辽代无碍大师、仰山栖隐寺、金代德云寺和娘娘顶“八圣分道”刻石的考察新发现，涉及历史、佛教、人文多方面的学问；对佛教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从中查看从晋代到民国时期京城西山一带高僧的事略，竹林寺、潭柘寺等名寺的法脉渊源；即便是关注北京的民间艺术、历史遗迹的读者，也能找出自己有极大阅读兴趣的篇目来。

因为，包世轩是率先调查研究寺院与北京佛教史第一人，是研究北京民俗特殊事象颇有深度的第一人。对北京民俗风情的较早予以关注的学者，他系统归纳了北京门头沟地区从辽金以来以煤业、琉璃业和运输业的生动历史，以及颇有底蕴的地方戏曲艺术活动。包世轩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结合开发妙峰山金顶娘娘庙庙会，对妙峰山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在研究清代幡鼓齐动“十三档”香会，千军台庄户村幡会音乐方面也是具有非凡的成就与建树。他从史料考证入手，把民间传统文艺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经深入民间艺术活动实践，在理论研究上更上一层楼。把一篇篇理论研究、调查报告写的有理有据，活灵活现，这是只钻故纸堆的人所写的文档式文章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包世轩热爱他工作过的地区的山水古迹，热爱那一方的父老乡亲，故他的笔墨中饱注深情，把论文、报告用散文随笔的阵势广征博引，铺展开来，妙趣横生，也是这集子中文章好看的原因之一。

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着青年时期所具备的那种执着、质朴、好学又肯于钻研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