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仍然在为一生钟爱的文化艺术事业操劳忙碌。他曾在《八十自嘲》诗里不无幽默地这样自我描述:“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多产作曲家
周巍峙原名周良骥,出身贫寒,因仇视社会的黑暗改“良骥”为“巍峙”,意为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协助戈公振、李公朴、邹韬奋、陶行知等爱国人士从事进步出版工作,积极参与群众救亡运动,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并与音乐家吕骥、冼星海等人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和深入。抗日战争开始后,周巍峙参加了八路军,继作家丁玲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一干就是五年半。这期间,周巍峙创作了大量群众歌咏歌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子弟兵进行曲》等歌曲和歌剧《不死的老人》、《八路军与孩子》等都很受群众欢迎。
1950年冬季,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志愿军战士麻扶摇写的一首誓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深为歌词的精神气势所感动,灵感勃发,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好曲。这首斗志昂扬、激越铿锵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发表后,迅速在全中国和朝鲜战场广为传唱,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战斗热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多年革命斗争的熔炼,没有长期的艺术积累,是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来的。正如多年以后,在他最为崇敬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他创作《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样,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切身感受,从心底涌出的旋律。以周巍峙的音乐才华和悟性,他本应成为一名专业作曲家,写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可是组织要他做文化行政领导工作,繁忙的事务使他无暇在音乐创作方面深入发展。但正像一位老同志祝贺周巍峙80岁生日时所说:“如果巍峙同志仅仅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位富有成就,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当代作曲家……但是,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并不倾注在作曲上。随着时代的需要,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大好事。”
“抱蛋”的“老母鸡”
1951年春,周巍峙受命组织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节后,全团应邀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奥地利、苏联等国进行为期一年多的访问演出、观摩学习。这个由周巍峙组建并任团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共有成员210人,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其中有几十位是各地文艺团体的负责人。事实证明,这批“西巡留学”的同志由于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各地文艺团体领导岗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样目的性十分明确的出国演出被誉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大留学”。
1952年秋,中国青年文工团回国后,正逢新中国文化建设蓬勃兴起时期,经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的批准,在该团基础上组建了中国歌舞团,周巍峙兼任首任团长。当时他提出“细胞分裂法”的主张,在中央歌舞团里培训中央乐团、合唱团及民族乐团,1956年由中国歌舞团划分出中央乐团(包括交响乐队及合唱队),1960年又划分出中央民族乐团。1953年由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正式建立中央实验歌剧院,他任首任院长,1964年又分建为“中央”、“中国”两个歌剧舞剧院。在文化部筹建舞蹈学校时,也是由他和苏联专家商定建校方案及编写教材方案并考核了第一批舞蹈教员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周总理和其他有关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完成的,但他这个文坛“打杂工”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说,在文化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的建设上,周巍峙是一只会“抱蛋”的“老母鸡”。
“文艺的总理”
文化艺术门类多,工作性质繁杂,不愿打杂的人不乐意干,没有打杂本领的人也干不好。自嘲为“文坛打杂工”的周巍峙,不但乐于这样的“打杂”,而且干得得心应手。组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大型革命歌舞《中国革命之歌》就显示了周巍峙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
196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总理提议创作一部大型歌舞作品以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并点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任总指挥之一。《东方红》的创作是舞台艺术的大兵团会战,周巍峙不仅具体筹划从各地调集各类人才,还参与了这台歌舞的构思、创作,是这台歌舞从创作、排演到演出的具体操作者和首要负责人。仅仅70天,这部有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再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宏伟巨作就诞生了。
《东方红》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誉,产生很好的影响。周总理在一次谈话时对周巍峙说:我是政府的总理,你是文艺的总理。这是周总理对周巍峙工作的最高褒奖。1994年,当《东方红》被评定为20世纪舞蹈经典时,周巍峙被评委一致推举为领取并保存金像奖最合适人选。
198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要创作、演出一部新的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这部不但要表现党史、革命史,还要表现新时代生活的大型歌舞作品,其中大量的歌曲、舞蹈要重新创作,难度很大,但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周巍峙以总负责人的身份,亲率全国60多个单位1500多各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创演,通力合作,终于如期成功演出。这部被中央领导认为是与《东方红》大歌舞各有千秋的《中国革命之歌》同样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许。
愿出一点“老力”
周巍峙就艺术人才培养与院团建设等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和报告,涉及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文风朴实,很有说服力。
1986年,年届古稀的周巍峙退居二线,但不改“打杂工”本色,继续为文艺事业贡献力量。他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组织领导10部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并亲自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另一件大事是主持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经20多个春秋的辛勤劳动,煌煌300卷,总字数共5亿字,被中外专家誉为“中华文化长城”,业已完成。由周巍峙主持的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已在全国收集了几千万字的史料,出版了几百本有关革命文化史料的书籍。
但凡与周巍峙有过交往的人无不为其仁者贤者风范所折服。作家王蒙曾经说,“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他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兄长、领导与办事员。”周巍峙曾经写文章自况:“我还愿做个‘老学生’,听取大家的指教。愿意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仍能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出一点‘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