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化版图主要由东南西北四个板块组成。一是漓江流域为代表的桂北文化,其本质是中原文化；二是红水河与左右江流域为代表的桂西文化,其核心是壮侗苗瑶仫佬文化,它构成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内容；三是西江流域为代表的桂东文化,其本质是粤文化；四是北部湾为代表的桂南文化,其本质是海洋文化。

桂北也就是桂林,自灵渠修通之后,桂林受中原文化影响两千多年,基本上认同了中原的士大夫文化,积累了较丰厚的传统文人审美资源。清代,岭西五大家与临桂词派在中国文坛闻名遐迩。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世界瞩目。这都说明了桂林与中原文化一体化的特质。

一批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开始写作的桂林本土文人,1949年前后纷纷离开了桂林。1942年,苗延秀到了延安,1949年回到广西,1958年后定居南宁。1944年,柳苏随《大公报》先后去了重庆、香港,后定居香港。1949年初,陈迩冬去了香港,一个月后应邀到北京参加首届文代会,不久后到山西大学任教,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从此定居北京。1951年,朱荫龙到香港,1952年到山西大学任教,从此定居山西。1946年,柳嘉进北京大学求学,后定居广州。这些曾经小有文名的桂林本土文学家纷纷花落四方。

也有从其他省市到桂林定居的文人作家。出生广东的文学评论家林焕平曾留学日本,1951年从香港到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出生于河南的诗人贺祥麟曾留学美国,1950年从美国到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1951年出版了长诗《再会了,美国!》。出生于广西博白的杂文家秦似,1940年来到桂林,桂林沦陷前离开,1959年前后重返桂林在广西师范学院任教,写作了大量随笔和散文,其中《碧山青峰九十里》成为描写桂林山水的散文名篇。

林焕平、贺祥麟、秦似等作家文人不仅自己具有文学创作的才华,同时,也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在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大学)中文系求学的青年学生,农冠品、韦一凡、何培嵩、彭匈、潘荣才、王一桃、程贤章这些后来在广西或广东文坛负有盛名的作家,因为广西师范学院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因为桂林的山水灵气,求学期间已经透露了他们的文学志向,显示了他们的文学才华。

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审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文人趣味受到压抑,西方现代主义遭到拒绝,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成为主流题材。大批现代作家因为不适应这种变化停止了文学写作。林焕平、贺祥麟、秦似等民国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作家不很适应这一时期的文学思维。同时,桂林地处广西,广西成为壮族自治区之后,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主流,桂林的少数民族文化内蕴相对稀薄,桂林在广西文学版图明显边缘化。这是一个“工农兵”写“工农兵”的时代,“工农兵”成为受到特别扶持的写作者,“工农兵生活”成为最受重视的文学题材。

1949年,河南出生的刘玉峰随解放军南下桂林,担任义宁(临桂)县长,从此在桂林生活数十年。1951年,刘玉峰在阳朔参加剿匪身负重伤,住院治疗期间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1960年最后定稿。1964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桂林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迄今为止桂林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

1959年,曾宪瑞、曾有云、江冬苟(江浩)三位青年工人的诗歌合集《东风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作者所具有的诗歌表达天赋,以及作者身份的“先进性”及其所传达的时代精神,作者与作品都受到当时文坛的关注。

文革结束以后,“工农兵”的文学思维逐渐解体,传统文人趣味重新复活,现代主义重新登陆,20世纪80年代,桂林文学进入其黄金时代。

黄继树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积累深厚的小说家。他承接中国文学的历史演义传统,融历史与文学于一炉。他与赵元龄、苏理立合作的《第一个总统》是桂林第一部具有全国影响的长篇小说,对孙中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历史的宏观描述,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相关题材的空白。1988年,黄继树在漓江出版社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全景性地展示了民国年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集团新桂系的兴亡历史。虽然是以中国现代历史为题材,但这部作品走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模式,开发了一个新的题材资源,表现出更为超脱的历史观,显示了作者不同寻常的讲故事的才能、对桂系历史的熟谙以及深刻的历史意识。

张宗是深得桂林山水灵性滋润的小说家,也是迄今为止对桂林山水最具表现力的小说家。他的《流金的河》、《山鬼》、《漓水谣》、《魔日》、《人雕》等中短篇小说意境空灵玄远、语言淳美而富有画意,对山水自然的描绘与感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神韵,以及人物与土地、山水的深刻联系,人物和景物达到了内在的融合,人生感悟与现实情怀相互渗透,是真正的诗性小说。他的小说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甚深,对大自然和人物心理都别有慧心；又自觉接受了中国南方神巫文化思维的影响,作品的思想内涵更有深度和厚度。其中短篇小说多次被《人民文学》、《当代》、《青年文学》等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发表,为桂林文学争得了难能可贵的荣誉。

李逊是当时最年轻最富有想象力的桂林小说家。他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也有自觉的利用。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的影响使他的小说具有天然的魔幻色彩,百越文化资源为他的小说造成了神秘氛围。他的《沼地里的蛇》、《河妖》、《坐在门槛上的巫女》等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叙述的扑朔迷离与意象营造的神秘玄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很醒目的。

20世纪80年代桂林文坛并非只有上述几位小说家。吴海峰、蒋继锋、李海鸣、龚桂华、沈东子的小说,孙如容、史晓京、苏韶芬的诗歌,毛荣生的散文,苏理立、李时新的纪实文学,以及因工作调来或回桂林的聂震宁、彭匈、庞俭克等人,再加上由桂林向外面输出的张仁胜、陈敦德、石山浩等人,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桂林作家群。他们主要聚集在南方文学、桂林日报、漓江出版社这几个文化机构,出没于中国文坛前沿,为上世纪80年代桂林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80年代的消逝意味着文学边缘化时代的到来。文学不再是大众分享利益、洋溢激情的热点,审美思维从宏大叙事进入到个人化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桂林文学也进入了转型期。不少作家停止了文学写作,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

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文化承受着西方文化的压力,文学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正是因为感应到这重重压力,沈东子的小说异军突起,他的《美国》、《郎》、《太平洋商厦》等短篇小说以深婉繁富的心理叙述显示了桂林作家的人文坚守。尽管沈东子的小说很少依托于某个事件进行叙述,也没有力图呈现某种社会冲突,但主人公曲折幽深充满个人色彩的心理世界容纳了深刻的社会时代信息,浓缩了众多中国人的情感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初调入桂林的廖润柏经过数年的准备,终于在1996年重出江湖,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笔名“鬼子”的剑客。当许多中国文人以文学表达自恋情感的时候,鬼子用“剑”挑开了社会的底层,用“剑”戳开了一个社会空间,面对“苦难”表达了他的“悲悯”。鬼子凭着他这把神出鬼没的利剑,把自己带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

还值得一提的是张宗、周昱麟各自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前者是《红土》和《绿岸》,后者是《世家》和《土皮》。

进入新世纪,桂林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集结。沈东子、龚桂华、盘文波、蒋育亮、伍维平、徐强、罗玉、唐沁、杨丽达、唐静、刘永娟、方平、唐女、刘莹、李浦松的小说,刘春、莫雅平、黄芳、李忠、粟城、汤松波、菡子、蒋跃民、唐宋、胡子博、罗辉、邹湘桥、小原的诗歌,周收、张谦、朱锋、刘美凤、李金兰、江传德的散文,李时新、龚秀清、伍德安、王咏的纪实文学,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世纪桂林的文学阵容。盘文波在《花城》、《上海文学》、《钟山》等重要刊物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用荒诞的故事情节寄托他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揭示当下人们内心最隐秘的伤痛,书写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他曾连续推出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王痞子的欲望》相继获得“铜鼓奖”、“花山奖”等多种奖项。龚桂华的长篇小说《世情》、《洗手》通过家族史的书写,试图对中国20世纪的农村社会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观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并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春的《关于男孩刘浪》、《卡夫卡》、《一个俗人的早晨》、《坡上的草垛》等诗歌发表后被《中国新诗年鉴》、《21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和《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等权威选本收入,并得到著名评论家程光炜、张清华等人的高度评价,因为这些诗歌作品,刘春获得了诗刊社主办的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

目前,广西文坛活跃着红水河少数民族文化为代表的桂西作家群、北部湾海洋文化为代表的桂南作家群、西江粤文化为代表的桂东作家群以及漓江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桂北(林)作家群。桂西作家群凭借占据主流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桂南作家群凭借风生水起北部湾的形势,桂东作家群凭着多年的努力,或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绩,或产生了引人关注的文学声势。相比之下,因为种种原因,桂林作家群显得稍逊风骚。不过,对于一个拥有丰厚人文积淀禀承自然山水灵性的城市及其作家而言,其前景仍然是不可估量的,它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对其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