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牧村是人们熟悉的著名歌唱家，这位海河女儿的歌声曾打动和影响了千百万人。40多年来，她不仅在民族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民族化的音乐道路上耕耘不辍，更是始终牢记文艺为人民。从农村到边疆，从工地到社区，从孤儿院到养老院……她始终坚持到基层演出，她那动听的歌声给人们的心灵带去慰藉，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份血浓于水的深情，让她深深地懂得，一个歌唱家只有融入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艺术为人民，艺术家要有责任感，要讲良心。日前，刚刚当选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关牧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她诚恳地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她和观众间的一个个动人的小故事以及她心目中的“人民的音乐”。

一个歌唱家融入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记者：您如何理解艺术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关牧村：在我的艺术实践中，我悟出一句话，这是发自内心的：歌唱家的喉咙长在自己身上，艺术生命却存活于观众之中，有了观众鱼得水，失去观众树断根。观众和文艺工作者，是长在一个头上的嘴巴和耳朵。光有嘴巴没有耳朵，嘴巴说什么都是白说；光有耳朵没有嘴巴，耳朵什么也听不到。有了嘴巴，又有了耳朵，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其实耳朵的功能不仅能听，还能把声音传送到大脑，去思想并引起愉悦的感觉，甚至会有更大的效果。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在基层演出了40多年，在这期间，有很多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记得有一年在塔克拉玛干油田为工人演出，演出完已是中午了，太阳很毒，工人们满脸都是汗水，但他们都笑着，渴望地看着我，说希望与我合个影，要我一个签名，我答应了他们。两个多小时中，工人们怕我在阳光下暴晒，拿来了采油帽给我戴上，我现在仍记得他们心疼和感激的眼神儿，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还有一次在常州演出，一位老大姐一定要见见我，后来我问她为什么等了几个小时非要见我呢？她说她是个眼科医生，多年前与丈夫一道支边到青海，当地的环境十分艰苦，是我的一盒卡带，伴随着她走过了那段岁月，我的歌声，给她带来了太多的心灵抚慰。她的话感动得我直流泪，我懂得了，一个歌唱家融入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有一次在上海，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给她去世的老伴儿买了张票来看我演出，工作人员问她怎么一个人拿了两张票？她说当年老伴儿特别喜欢听我的歌，今天领着老伴儿再来听一次！这种深深的情意，时时在激励着我，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我唱过一首歌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有一天一个姑娘给我来信说，跟歌中唱的一样，她就叫阿娜尔罕，她的恋人也叫克里木，而克里木因为到边疆去了，阿娜尔罕便跟他分了手。后来她听了这首歌，一直在哭，觉得十分惭愧。她马上给克里木写信，和好如初了，他们是结婚后给我写这封信的。这也让我深信，艺术的力量是强大的，好的艺术，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不论市场化的、非市场化的，还是半市场化的艺术，都应以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存在依据

记者：在艺术上，您和施光南老师走的是一条将民族歌曲艺术化，将艺术歌曲民族化的道路，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光是音乐方面，很多民族艺术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能够为当代大众接受并欣赏、喜爱的难题，您在这一点上的感悟是什么？

关牧村：民族艺术应循着两个方向走，一是要传承传统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鲜活起来；二是要根据当下人们的需求，进行探索和创新，以多彩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来满足人们不断丰富和多元的审美及精神需要。我和施光南老师有意而为的民族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民族化的艺术实践，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了探索。传统文化的精华一定要继承，但又要跟上时代。我们想通过民族歌曲艺术化的实践，使民族歌曲得到升华，更有味道，更美，更雅；同时也要不拘一格，甚至引入一些“洋”的东西。实践证明，这条路能够走得通，我所演唱的施光南的作品，能够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者：不可否认，当前的社会节奏非常快，有人认为，文艺作品已越来越趋于商品化、机械化。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往往为了一首歌曲而跋山涉水，到各地去采风，当前的市场更新速度和生存压力，却很难再这样进行创作。作为中国音乐近几十年来的亲历者，您如何看待市场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冲击？

关牧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倾向都要注意。一种倾向主张艺术应该完全市场化，由市场决定艺术方向以及政策和各种要素的配置；第二种倾向主张艺术是特殊文化产品，不应该市场化。我个人认为，对艺术要进行分类。一类是不应该市场化的，比如文化遗产的保护，珍贵剧种的扶持，弘扬主旋律的各种艺术形态等。另一类是应当市场化的，比如发展一些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商业演出团体，一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也应按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三类是半市场化的，也即政府扶持一些，市场保障一些，比如传统的有影响的大型剧团，一下子将其推向市场，经营起来会有困难，要扶持一段路程，边走边探索适应市场的路子。不论市场化的，非市场化的，还是半市场化的艺术，都应以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存在依据，人民不喜欢的东西，是没有存在理由的。

艺术家要有责任感，更要讲良心，不能有铜臭气

记者：有不少文艺界著名人士都涉足了广告、代言之类的商品宣传活动，甚至一些本应该很纯粹的文艺作品中，也加入了商业元素，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或许也有一些商业活动找到您，您是怎么做的？

关牧村：名人涉足广告，或代言某种商品宣传，这是市场经济中很普遍的现象。广告的目的，主要是营造品牌效应，取得更广大的市场份额。真正好的产品，有名人助推，没有什么坏处。关键是，某些有问题的产品，高价找名人代言，使百姓上当，就是个大事情了。我没有为产品代言，是因为我对商品质量把握不准，也有人出钱找过我，都被我谢绝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歌迷们不希望我做商业性广告。他们说：关老师缺钱了我们会帮助您，千万别为不托底儿的商品做广告。当然，有适合的公益广告，也不是不可以做。总之在接广告这个问题上，艺术家要有责任感，更要讲良心，不能有铜臭气。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在坚持做慈善，包括长期资助贫困学生，为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的老人唱歌慰问，但您在这方面非常低调，很少提及。“慈善”在您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

关牧村：近些年来，我谢绝了很多社会职务，但“慈善大使”和“红十字会爱心使者”，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热爱慈善事业。有人问我，你演出和社会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热心慈善事业呢？这首先与我的经历有关。在我曾经历过的困苦日子里，身边有不少好心人关心帮助我，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有一双双手能够伸过来，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像燃烧起希望的火焰。现在我有了一定的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是想燃起他们生命中的希望之火，使他们更好地生存、成长，服务社会。我二十年前资助过的二十几个辍学小学生，都有了出息，有的成了医生，我看到他们长大成才，内心的欢喜，是用什么都换不来的。当下，社会上仍然有一部分人需要帮助，作为公众人物，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常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其实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社会要公平，第二是人们要有爱心。有了这两点，社会不可能不和谐。

我一直坚信，人民音乐为人民

记者：前不久，您再次当选天津市音协主席，您对天津文艺事业的发展前景有何展望？

关牧村：我连任这一届的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压力是很大的。但我一直坚信，人民音乐为人民。音乐的本质是美，我们的音乐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我希望本市广大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能够为本市的音乐事业团结、务实、奋进，使其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天津的音乐教育和表演蜚声海内外，音乐大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曲者曹火星，《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等，其艺术实践都是在天津完成的。天津音乐事业有很好的过去，也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