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是文艺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等最小的组成单位，细节描写要求真实、生动，并服从主题思想的表达。作为演员，要把剧本中的世界在舞台和银幕上表现出来，就要尽量再现并注重剧本中人物生存的历史和环境，通过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等这些细节的处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使得观众最终接受并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细节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有些主旋律的影片领袖人物形象概念化，看不到人物的内心活动，“不食人间烟火”，就是缺乏真实鲜活的生活细节所致。
给细节注入生命
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他们是万众敬仰、崇拜的民族英雄，甚至带有某些宗教的神秘色彩；其次，由于领袖人物超乎常人的特殊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人是无法想象和体验得到的，在演员和老百姓的心目中，对他们都存在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无形之中就在心理上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无疑给演员的创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究竟怎样才能完成领袖人物的塑造？如何才能获取开启这道大门的金钥匙呢？电影《周恩来》中的一些细节处理，王铁成老师把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表现得入木三分。在“邢台地震”一场戏中，周恩来总理抱病亲赴灾区慰问，晚上与灾民一块儿席地吃饭，当他喝完最后一口汤后又掰下一小块窝头在碗里仔细地擦一遍，然后把它放到嘴里吃掉，不浪费一丁点儿的粮食。这场戏没有一句台词，甚至连惯用的音乐烘托也没有用，可这一“掰”一“擦”的细节展示，让人联想到“当家方知油盐柴米的金贵”，让人感觉到一国总理的“难”，不禁热泪盈眶。这就是所选的细节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使人物形象通过细节的支持而产生了极大的真实感和特殊的魅力，周总理的形象瞬间就显得崇高了，因为无声是人物思想感情发展到极点的表现，此时的细节处理最能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能让观众静下心来，产生共鸣。
在我出演的为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的电视剧《太行山上》中，细节的运用也有很多。剧中，虽然中央领导在后方指挥，但是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在表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人物关系和他们的内心压力时，我们设计了毛泽东为从前线回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默默倒水并滴在手上的动作，冒着热气的开水不仅体现出战友情，更是统帅之间真诚的鼓励和支持。
要塑造领袖人物，使大人物变得鲜活、真实、具有感染力，就必须学会对细节的重视、掌握和运用。细节的分类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生活细节和情感细节。演员要善于用准确、典型、精彩和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并给细节注入生命，撷取、提炼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丝丝、一滴滴的情感细节，把它们连成串、连成片，自然、真实地融入到领袖人物崇高的革命行动当中去，点燃人类最为珍贵的情感去激荡观众的心灵。
在电影《八月一日》的创作中，我也尝试了用细节去拨动情感的尝试。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明白必须用枪杆子说话的背景下展开的，年轻的周恩来同志作为这次武装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雨夜的上海，临出发时匆匆赶回住处与爱妻小超告别，看见小超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给他们刚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儿子准备的红兜兜，他轻轻从小超手里抽出红兜兜含泪把它叠好放在怀里，一咬牙拎起皮箱转身欲走，小超在背后撕心裂肺地呼喊并冲过来从身后抱住了他，这是爱妻对丈夫此去生死未卜的担忧，也是对失去爱子后一直压抑的悲痛的释放，他转身紧紧抱住小超安慰道：“我们还年轻，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小超抬起泪眼告诉他，医生说“我们再也不会有孩子了”。他一愣，瞬间明白这个红兜兜对一个母亲和父亲意味着什么了，他强忍悲痛坚定地说：“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有何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到达南昌，在武装起义的前夜，张国焘奉令赶来阻止起义，周恩来同志拍案而起：“中国革命生死攸关，为了革命，为了子孙后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毅然决然地戴上代表起义军的标志——红飘带，来到他的战友们身边庄严地宣布：“起义时间凌晨四点，口令——河山统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武装诞生了。当周恩来同志顶住压力戴上红飘带时，观众会有很多想象——红领巾，红旗，烈士们前赴后继的鲜血，也会想到他怀里的红兜兜……这种革命者的情怀和大爱，能够深深地打动观众、激励观众的理想信念，并从“观赏者”的心态进入到一种“同伴者”的心态中去。应该强调和注意的是，细节的选取是多元化的，有时候也许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道具，但是只要能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并赋予它情感，就有利于突出和深化作品的主题，使人物形象厚重、丰满、鲜活起来，从而给观众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合理准确地利用细节
戏，其实就在于细。我认为，细节在领袖人物身上的合理运用，不仅能够通过这个“桥梁”准确地捕捉到领袖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完成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还能迅速地拉近领袖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达到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鉴赏能力、欣赏水准和审美期待的作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一个创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所谓“大事不虚”就是，在对重大的历史背景、事件、人物准确理解的基础上，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把握和发自创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所谓“小事不拘”就是必须解放艺术想象的翅膀，将表演融进大胆的艺术加工中去。
这就给演员提出了一个标准或者说是原则底线，细节运用必须准确、符合人物身份，如果选取、使用不准确反而有损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在一部电视剧里我为了表现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为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默默地点上一支烟以缓解内心的压力。电视剧播出后我精心设计的这个细节却得到了周总理原卫士长成元功同志的质疑，他告诉我周总理一生从未抽过烟，唯一一次抽烟还是宋庆龄先生与他开玩笑，总理尊重宋先生拿起了烟，结果打火机出问题还是没有抽成。艺术创作允许虚构假设，但是必须要做大量的功课，熟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及环境，谙熟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兴趣爱好等等，这对我来讲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我团（总政话剧团）排练的大型话剧《民主之光》虽然因客观原因没有正式演出，但无论从剧本的张力、舞台的呈现、人物的刻画等角度讲都是一部好戏。全局以周恩来在重庆八年建立统一战线、皖南事变、与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为主线，对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形象的描写和展现都提供了极大的可塑空间。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亲情与情怀浓墨重彩，使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回归普通人的情感，很接地气。那么，怎样才能在舞台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接通地气呢？我了解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个革命家有崇高的理想和大情怀，身为我党代表和南方局书记责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用他自己的话讲：“谈判耗去了我生命的五分之一，我都谈老了”，可见他是用生命在为党工作。他最懂亲情却没有时间顾及亲人，他是孝子却没有时间尽孝，虽然把老父亲接到重庆一起生活还是聚少离多，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欠债，是内心深处的隐痛。所以，我紧紧抓住周恩来“哭父”这场戏，让他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像岩浆喷发一般宣泄出来，将其还原成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我的处理是，当他哭诉到：“不忠不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爹，儿子不孝啊！”时，重重地给父亲跪下磕头，这一跪一磕既是儿子对父亲的孝道感恩，也是对自己的自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操，随后当他冷静下来从怀里掏出父亲的照片，坚定深沉地喊了一声：“父亲！”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这次创作探索使我发现，细节还可以推动戏剧冲突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转换。进而言之，挖掘、捕捉领袖人物在超乎寻常的毅力控制下，那瞬间即逝的真情流露，即情感细节，是塑造领袖人物形象更进一步的追求。
对细节合理准确地选择使用是演员塑造人物性格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桥梁。演员应该学会设计和使用细节的方法，抓住这些重要的“细枝末节”，这样不仅能增强艺术表现力，更重要的是能帮助自己捕捉到更准确的行动，寻找到更鲜活的人物内心世界。多年的实践使我认识到：细节，对于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所产生出来的作用和魅力，是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演大人物从小处入手方显真。都说故事好编，“零件”难找。这个“零件”就是细节描写。有价值的细节，是需要用经历、文化、修养，甚至一生的追求才能寻觅得到的，所以才有“老戏骨”这个称谓。